比尔·波特 “整个生命就是一个公案”

　　从小在暴力文化中成长的一位美国人，却在东方的禅中入定，在禅宗中追寻生命的意义。

　　比尔·波特   美国当代汉学家、翻译家。他将大量的中国古代佛教典籍和诗歌翻译成英文，在欧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从1972年起，他长期生活在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经常在中国大陆旅行，写作介绍中国风土人文的作品。20世纪80年代末，他来到中国寻找隐士文化的传统与历史踪迹，探访了散居于各地的隐修者，写成《空谷幽兰》一书。2006年，他出版了探寻中国禅宗行迹的著作《禅的行囊》。

　　只有独处时，我们才与万物同在

　　11岁，比尔·波特认识了一个叫乔治·威廉姆斯的家伙。他在蒙大拿和怀俄明州因杀人罪名遭到通缉。在比尔看来，乔治·威廉姆斯无所不能。他会在山里打猎，河边飞钓，靴子里永远藏着枪。乔治·威廉姆斯是比尔的禅师，而美国西北的群山是他的禅堂。他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宗教经历，但不管怎样，他从此习惯了荒野，习惯了长期独处的生活。这两者令他深深着迷，“只有独处时，我们才会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与万物同在。”

　　说这话时，比尔站在北京友谊宾馆的大堂。他穿着虫蛀的毛背心，一双黑色懒汉鞋，很难把他和《空谷幽兰》中的探险家联系到一起。他老了，胡子和头发已经斑白，但按照禅宗的观点，此时的比尔和当初的比尔又有什么不同呢？

　　父亲

　　比尔的父亲和他的几个表兄弟曾一起干着抢银行的勾当。他们从阿肯色一路往北抢，没过多久就被警方掌握了动向。在一次抢劫中，那些表兄弟被当场击毙，他父亲则被打断一条腿，送进监狱。

　　父亲出事后，比尔的奶奶卖掉了家里的农场，把他打点出狱，让他用剩下的钱承包下一家酒店。酒店的生意越做越好，比尔的父亲把全家搬到了加州。他在洛杉矶认识了比尔的母亲。

　　比尔说，小时候，他觉得父亲的钱多得像是风刮来的。后来，父亲破产了，并在和母亲旷日持久的离婚官司中，输掉了所有资产。此后，他靠着两位姑姑救济度日。

　　佛光山

　　1964年，比尔参军，在德国服役3年。回到美国不久，他读到了阿兰·瓦茨的《禅之道》。由此，他开始感到要去寻找生命的意义，寻找最真实的东西。他在纽约遇到了一个五台山来的中国和尚。他们每天一起打坐。尽管语言不通，但他十分欣赏中国和尚的人生态度。他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人类学博士并学习中文，却不想成为大学教授。“我觉得一切都是幻象，我们一切的喜怒哀乐都是如此。”比尔想做一名佛教的修行者，但因为“文化大革命”，他不可能去大陆，台湾便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

　　1972年9月1日，父亲开车送他去洛杉矶伯班克机场。登机前一刻，父亲掏出两张百元大钞塞进比尔的口袋，加上已经有的13块钱，就是比尔去台湾的全部。

　　他在佛光山呆了一年，“那里很好，就是人太多”。于是他又到了一个没什么人的小庙宇。

　　一次，方丈拿了一根木棍在地上敲，问他听到了吗？他说听到了。方丈告诉他，这代表要开饭了，如果以后你有问题就来问我。比尔在庙里呆了两年半时间，却没有问过方丈一个问题。

　　比尔说：“我希望自己来体会茶的滋味。”

　　“整个生命就是一个公案”

　　比尔在中国的声望，很大程度上源于这本《空谷幽兰》。

　　1989年，比尔花了半年时间，先后三次来到终南山、武夷山探寻隐士。他把这段经历结合历史掌故写成了《空谷幽兰》一书。这之后，他认识了在台北电信局工作的妻子，结婚生子。

　　1993年，他们回美国定居，住在离西雅图两小时路程的一个小镇上。

　　他的生活按部就班：翻译，写作，带朋友来中国旅游补贴家用。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他希望自己能得到更深的觉悟，因为整个生命就是一个公案，只有真实地活着，平凡的生活才能奇妙，而这也正是生活禅的本质。

　　流浪汉

　　1972年，去台湾的前一天，比尔到医院和奶奶告别。她那时已经102岁。从医院出来，比尔走进公园，坐在一把长椅上。他不知道未来的生活将会怎样。他拿出一盘袖珍象棋，想自己和自己杀一盘。这时，一个流浪汉走过来，问他们能不能一起下。

　　比尔告诉流浪汉，他第二天要去台湾了，没想到流浪汉听完眼圈红了起来。他告诉比尔，二战期间，他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在一次战斗中，他被击中，坠落在菲律宾的一片丛林里。他被挂在高高的树冠上昏迷过去，等他醒来，发现是一群菲律宾的“猴人”救了他。“猴人”悉心照料他，直到他痊愈，可以和他们一起打猎。

　　有一天，他听到森林里传来一阵轰鸣声，他的同伴们纷纷上树躲避，只有他知道这是一支美军部队。他回到了组织，被重新收编。可一阵短暂的喜悦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将永远离开丛林，永远无法回来。他想和“猴人”们告别，但已经身不由己。

　　后来，战争结束了，他回到美国，试着做过几份工作，可逐渐觉得一切都毫无意义。他放弃工作，开始流浪，在碰到比尔前，他已经流浪了20年。他对比尔说，他将一直这样流浪下去，直到死去。

　　“当流浪汉没什么不好，至少你不会做了一辈子毫无意义的工作，然后死在一间饼干盒大小的房子里。”

　　他说，自己当初就不该离开“猴人”。他沉默片刻，然后告诉比尔：“如果你能找到你的‘猴人’，别再犯和我一样的错误。”

　　每天做着同样的事，这正是禅对我的影响

　　如今，比尔仍然记得这一幕。他还记得自己第二天一早飞往台北，从此再没见过父亲。有一天，方丈交给他一封信，从邮戳上看，是父亲去世前一天寄出的。父亲在信里问比尔：你是不是该考虑干点有意义的事情了。不久，比尔开始翻译佛经和中国古诗。

　　他说，30年来，他仍然没有找到比这更有意义的事情。

　　比尔每天7点起床，冥想1小时。他不吃早餐，在中国旅行时，会一边走一边买茶。每日翻译到中午，吃饭，然后出门翻过山，去海边转一圈，然后翻山回家，这个过程要45分钟；然后洗澡，午睡。起来之后，喝一杯乌龙，修订上午的翻译；然后去超市，帮助妻子买一些东西，准备晚餐。二人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9点钟睡觉。这就是比尔一天的生活。

　　他没有工作。政府给了最低生活保障：一张信用卡，里面每月会打进300美元。从生活费来说，比尔每年有1万美元的亏空，所以他带团来中国旅行，挣6000美元，然后给大学做几场讲座，正好可以做到持平。

　　“我每天做着同样的事，很简单，这正是禅对我的影响。禅是建立在日常生活中的，不仅是冥想，行走坐卧都是禅。”

　　修禅是拨开云翳，看到月亮

　　人物周刊：《禅的行囊》是一本游记，写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或者保罗·索鲁的《骑乘铁公鸡：搭火车横越中国》。

　　比尔·波特：是的，它们有点类似。但有一点不同是，我的旅行并非为了寻找乐趣，而是为了讲述禅的故事。禅不在心外，而在心里。所以当我讲述禅的故事时，实际上是在讲述自己。

　　人物周刊：为什么取名叫“禅的行囊”？

　　比尔·波特：Baggage在英文里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指旅行时所带的东西，一种是指负担。在我看来，禅或任何文化传统，都有很多可以抛弃的负担。基督教认为上帝存在，基督是拯救者，可这些只是这个群体赖以生存的幻象。禅也是如此。把禅作为一种文化，那么你就是在心外求禅。如果想真正懂得禅，就必须超越这些负担，去寻求于你的内心。从另一个层面上说，我们的人生就是一段旅程。从出生开始，我们一路跋涉，背上的行囊也一日重似一日，逐渐令我们无法看清前面的方向。在这个旅程中，有些行囊我们可以一念之间放下，有些却背负终身。但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我们制造出来的幻象而已。

　　人物周刊：你觉得人们需要放下的是什么？

　　比尔·波特：我不知道，每个人的情况都会不同。在社会中，很多人带着面具生活，而当你懂得了禅，你就懂得了心，或许那时你就不再需要面具了。所谓“拨云见月”，修禅就是拨开云翳，让你看到月亮。你之所以可以看见月亮，是因为月亮本来就在你心中，是你自己用云翳蒙蔽了自己。

　　人物周刊：禅宗说万物都具有佛性，只是被无明蒙蔽。在你看来，禅的本质是什么？

　　比尔·波特：赵州禅师说，吃茶去。你可以在书里读到茶是什么样子的，但你必须亲口品尝，才能真正知道茶的滋味。

　　在中国，隐士往往都是社会精英

　　人物周刊：中国隐士的传统源远流长，可你的《空谷幽兰》却可能是第一本介绍隐士传统的书。

　　比尔·波特：中国从来没有一本关于隐士的专著，可能是因为中国人不关心自己后院的事，而更关心那些遥远的事物。实际上，《空谷幽兰》这本书是写给美国读者的，但在中国卖得远比在美国好。在美国，隐士往往都有点神经质。但是，在中国，隐士往往都是社会精英。中国的隐士就像研究生，攻读的是精神觉醒的博士。很多人在寺院、道场获得了精神觉醒的学士学位，但并非人人都有能力去攻读博士。

　　人物周刊：在寻访隐士的过程中，给你印象最深的人是谁？有没有遇到过危险？

　　比尔·波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圆照比丘尼。我见到她时，她已经88岁。我没有遇到过谁像她那样机敏。她出生在吉林省一个中医世家，祖上六世行医。她16岁出家，诚实、简单、直接，是非常好的老师。她死后，她的徒弟把她的身体火化，把她的心供奉在一个佛龛里。至于危险的经历，我觉得应该是遇到中国警察。那时是1989年，他们觉得外国人不应该去山里。

　　翻译就像跳舞

　　人物周刊：你的志趣和经历很容易让人问这样一个问题：你属于“垮掉的一代”吗？

　　比尔·波特：我既没做过嬉皮，也从未垮掉，我从来不是任何人。我喜欢个体，不喜欢群体，不过我不否认我们有某些相似之处。“垮掉派”诗人中，如今还健在的有盖瑞·施奈德。我们已经认识了25年，原来他会请我去给他的学生讲课。实际上盖瑞不喜欢自己被归入“垮掉一代”，人们叫他“垮掉一代”的时候，他会非常生气。杰克·凯鲁亚克很野，盖瑞一点也不野，他非常有条理，有点像日本人。你可以看看他是怎么收拾行李的，不像我们把东西往箱子里塞。盖瑞是伟大的诗人，很好的人，不是垮掉的一代，也从未垮掉。我和盖瑞很像，我们都不属于什么群体。

　　人物周刊：禅宗对文字有一种不信任感，那你是如何把佛经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

　　比尔·波特：佛经本身已经是语言，或者说是一个谎言了。佛经是“以手指月”，而我翻译的就是那根手指。

　　人物周刊：除了佛经、寒山，你还喜欢哪些诗人？

　　比尔·波特：去年我刚翻译了一本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诗集。当你看见一个漂亮女人时，你可能会想上去和她跳舞。这也正是我读到韦应物时的感受——我想上去和他跳舞。韦应物的诗让我想到屈原。我非常热爱中国古诗。我第一个爱上的诗人是陶渊明，第二名是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