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普京总统曾将一套俄文版的中国儒家经典《四书》作为国礼，赠送给胡锦涛主席。此一举措，充分说明了一个民族文化经典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年是中印友好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持、上海三联书店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共同推出的16卷《徐梵澄文集》，无疑将给两国的文化交流增加足够的分量。 

　　此《文集》编辑、整理历时四年，包括论文与论著、小学菁华（英文）、英语论文与论著、文论及诗集、《社会进化论》、尼采六种、《薄伽梵歌》与《歌论》、《母亲的话》、《瑜伽论》、《神圣人生论》、《五十奥义书》。

　　3月15日将在全国各大书店上市。

　　时下学人对徐梵澄了解不多。编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孙波认为，徐梵澄由翻译尼采到介绍室利阿罗频多，从译介印度古代宝典到阐扬中国文化菁华，其心路历程和精神轨迹，端的是沿着鲁迅“立人”、“改造国民性”的理想迈进的。本《文集》之文字犹如一座精神的富矿，有待于后来者“入山采宝”。

 这是老年梵澄的典型形象，烟斗成了他的标志之一。

 
 
 　　《徐梵澄文集》16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6年2月版，定价：1380元。
 
 
 

　　徐梵澄多才多艺，在学术作品之外，广泛涉猎艺术领域，包括版画、木刻、绘画、书法等各个方面，此为梵澄部分艺术作品。

　　一个人完成了一代人的任务

　　追随鲁迅的翻译方向和艺术理念

　　翻译成就：坚持纯精神的“立义”的翻译传统

　　在20世纪的中国翻译界，首先作为翻译家名世的徐梵澄是非常特殊的。要理解徐梵澄的意义，也许只有在翻译史和近代以来的较大的思想语境和精神关联中，才能准确一些。

　　作为翻译家他一个人将传统与现代印度典源的精粹翻译完成，这原本应该是一代人的任务，但由他一个人完成了。他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被我们忽略而无力从事的独立文化体系。

　　中国有两千年的翻译史。中国没有传教传统，却有取经传统。笼统地说，中国的翻译史有三大阶段———始于东汉末年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有传教士和中国士人共同参与的西学翻译，以及从林则徐、魏源开始兴起的近代翻译高潮，这个时期延续至今。

　　翻译的要旨，更笼统地说，无非或者是为世界（社会、自然）“立法”、或者是为人生“立义”（建立意义），换句话说，前者关心的是有路可走、有章可循的问题，后者关心的则是有家可归的问题。如果说，佛经翻译基本以“立义”为宗的话，那么，近代以来的翻译事业，则首先是以“立法”为指归的。为社会立法，于是是历史、社会、政法、经济等等；为自然立法，于是是光声化电，到我们今天广义的科学技术的一切领域。近代以来，中国开始自觉地将西方作为学习的榜样和参照的标杆，所有与富国强兵、社会转型有关、与中国怎么进入现代世界有关的一切，都是置于视野的中心的，这些确实是涉及中国的“现代”如何诞生、如何建构的大问题。但这并不是问题的一切。

　　当然，哲学、文学、艺术乃至宗教等人文方向的翻译工作一直也有人在做，但不管怎样，这个领域事实上并非主要的聚焦之处。所以，在此有必要重提鲁迅所倡导的另一个翻译传统，那就是与“立人”直接相关的、纯精神的“立义”的翻译传统。没有健康的心性结构，“人”无从立，人无从立，所有的制度建构，终究不过是空中楼阁。从这种视角来看，徐梵澄的翻译启蒙来源于鲁迅。尤其是早期的鲁迅思想。从“改造国民性”走向建立新的心性结构，以世界公民的心态，探索不同的精神传统，传统通过立人来改造社会。让“有路可走”和“有家可归”成为一个时代主题的不可或缺的不同方面。

　　艺术成就：版画与普罗大众亲近

　　1929年8月，徐梵澄留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该校是世界十大名校之一。

　　在海德堡大学，他主修哲学，因对艺术感兴趣，又选修艺术史，并到邻近的曼海姆的艺术学院学习木刻和铜版画的创作。那时，鲁迅先生正努力于把世界优秀的文学和版画作品介绍到中国，就委托他代为选购作品。据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现馆藏的现代德文书刊和版画，一大部分都是经徐梵澄精选邮寄的；20世纪80年代博物馆还发现了徐梵澄寄赠鲁迅的他自己习作的版画作品，其中包括一幅中年鲁迅像，刀法粗犷有力，很有特色。经版画史家考证，认为这些是中国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早的版画作品，因此他们称徐梵澄是中国新兴版画创作第一人，他为发展我国版画和现代文学艺术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精神指归：魏晋意义上的文人

　　总之，在艺术旨趣上，在精神指归上，在翻译问题上等等，徐梵澄对鲁迅确是无条件地服膺、追随。

　　所有这些，也许都可以归结到两人在气质上的共同点。两人堪称20世纪少有的魏晋意义上的文人，两人都在精神上对嵇康有很深的认同感，都有很高的精神洁癖。嵇康可说是中国文人史上最典型的文人。鲁迅50大寿时，有人赠“托尼思想、魏晋文章”的对联，八个字可以说讲透了鲁迅，并且得到鲁迅的首肯。托尔斯泰的博大爱心，尼采式的激情，魏晋文人的独立不羁和通透峻洁……这些无疑都是鲁迅心仪的。徐梵澄是弟子辈，是鲁迅的精神追随者，很多方面我们不能随便比附，但在传统旨趣上，归宗于魏晋，倒是该没大问题的论断。大致说，徐梵澄诗风力追汉魏，书法也是以二王、章草、魏碑为宗，画风大概也不离宋元南宗……

　　徐梵澄世家出身，家庭教师是王闿运的弟子，用统传的方式接受国学的熏陶；而他的父亲又是开明士绅，他很小时就学外语。同时他有很强的反叛性，家里让他去武昌学医，但不久（1927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西洋文学系。1928年5月15日，因记录鲁迅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的演讲《老而不死论》，从而开始了与鲁迅的书信往来。

　　作为翻译家徐梵澄的伟大在于他将“立义”———为生命和生活建构意义世界的问题重新置于他的终身努力的核心。中国民众大多知道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但不知道早在2-3世纪，佛教在印度就逐渐衰落。而印度古典时代的精神遗产（如《奥义书》）、印度当代的精神财富（如当代“圣哲”室利阿罗频多的思想），却往往不为国人所知。徐梵澄系统地翻译及著述，不但为我们打开通往另一个广阔的精神世界的门窗，还为我们通向我们性灵深处的真自我，发出了诚挚的吁请和敦促。

　　（杨煦生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当代玄奘的孤独之路

　　新京报：听说海外有学者称徐梵澄为玄奘第二，怎么来看待，异同又在哪里？

　　孙波：这个比喻不过分。玄奘在印度呆了十七年，徐梵澄呆了三十三年。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而是二人精神同其伟大。玄奘从事的佛教唯识学，与吾华亲和不够，立功未远，后下声势渐没。而徐梵澄系统地译出印度民族之大经大法，即古今韦檀多学一系的经典，这贡献岂可谓小？尤其是印度“圣哲”室利阿罗频多的思想，是今之印度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理论武器，亦是该民族未来光大复兴的精神旗帜。阿罗频多的精神哲学，特别张扬一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完全契合于我国儒家思想之健康向上一路。我以为，精神不悖，义理也合，那么，对话还成什么问题？交流还有什么障碍？

　　新京报：如此说来，徐梵澄的影响应该既广又远，何以他的声名不被多少人知晓？

　　孙波：这与他个人的性格有关，工作性质有关。你要注意他的劳作过程，譬如盖房，从小工到设计师，皆由他一人完成。你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个人主义”，但要冠之以“崇高”二字。他的观点是：只有健康的个人才能合为健康集体。这好比“一体”而“两端”，其“道通为一”（庄子语）。个人要向崇高转化，是应然之理，要学习，求进步，超出自己的局限性，若人人为之，时时为之，整个人类历史就真成为了一个“文化培育的过程”（康德语）。

　　但是，凡应然之理，实现起来都是极为漫长的。他的学问不是求“现世报”，而是教人“往前看”，“向上走”。至于名利，在他看来皆为眼前或本地之物。他一般不接受媒体采访，也不带学生，我们可以这么来看他的“不合群”：他对自由的心灵与自由的时间锱铢必较。

　　新京报：他不太为人所知或径直说被“忽视”吧，是不是与他坚持的高境有关呢？

　　孙波：也可以这么说。如果真要深入了解他的学问，《五十奥义书》和《神圣人生论》就不能不看，可是能啃下来的人不多。另外他的工作，别人也无法替代，比如我见过他做的翻译，《佛教密乘研究———摄真言义释》，一纸分步聚为四：梵语原文、拉西文注间、古汉语注音，然后是古诗体译文。我当时与他开玩笑说：“全世界就你一个人在干这活计了！”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若有所思地说：“可能的”。

　　新京报：你说梵澄所治之学是鲁迅的精神建设的学理性建构。请具体概括一下。

　　孙波：是的。因为精神哲学从学术形态上来说，是双摄哲学与文学。

　　鲁迅当年苦恼“两条腿只能走一条路”，并有和王国维一样的困惑，即所谓“可信者（不妨看作哲学）不可爱，可爱者（不妨看作文学）不可信”。因此他自外于学术圈，宁肯以文学作为战斗的武器，因为，文学有跳跃样的“灵感”。而精神哲学，重“灵感”，重真觉，出自以诗的语言，又不离清晰的学术概念，从而在高境上解决了“可信者”与“可爱者”的矛盾。这一路径就是“超”出一般“心思”，谓之“超心思”，亦是阿罗频多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