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敏法师博士：
1979年於西莲净苑剃度出家，台北医学院药学系学士。日本国立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科硕士及博士，现任法鼓山中华佛学研究所副所长、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共同学科教授、西莲净苑住持及中华电子佛典协会主任委员。

曾广志医生：
高雄医学大学西医学士及南华大学生死学硕士。有感於现代人生死困境之窘迫及自己对生死议题之兴趣，毕业後放下临床医疗工作，一心钻研及推广生死学及生命教育，演讲参学之足迹遍世界各地。包括中国、日本、印度、尼泊尔、澳洲、纽西兰、巴西及阿根廷等。

林：请两位谈谈临终关怀的经历。

惠：『临命终时』是佛教一大重要课题，释迦牟尼佛就是因为观察生老病死而出家。许多仪式及法门都与临终有关，像净土法门的助念与开示，就是帮助众生放下身心，自在面对生老病死苦。医学昌明，维生系统足以延长病人寿命，却大大影响到他们的生命品质：检验技术进步，使得很多人及早得知病情，并且引起临终的省思，於是出现了缓和医疗或安宁疗护，佛教原有的临终关怀也正好配合上医疗系统。

曾：医疗本来就应该包含临终关怀，安宁照顾的理念应该就是医疗照顾的理念。医疗照顾又分成紧急照顾和比较长期的照顾。前者是病人进来马上处理，安排住院出院，情感的接触较少；安宁病房的互动则比较深入、人的关怀比较多。但是台湾整个医疗教育环境并非如此，医生的负荷量过大，无法做比较全面的照顾;另外，一般医生没有转接的习惯，都会把病人留到最後一分钟，没有把安宁照顾的资讯传给患者。另一些把病人『据为已有』，不错过任何延续治疗的机会;也有的为了个人利益或证明自己的成就而医治病人，因为医生是医『生』，不是医『死』，所以

『见死必救』!不过，这现象已获改善。

林：请问惠敏法师在做研究时，有没有发现佛教对心理痊愈与西方心理学之间的矛盾？

惠：西方谈身心灵，灵是一种超越的存在、追求；而佛教不认为有灵魂的存在，虽然抱不同看法，但都以病人为中心，为考量。比如让病人厘清宗教、信念、文化背景、社会背景等个人间题，并引导他往正念的方向去思维，但不强求每人都要应固定模式。临终这段历程不单纯只是生理问题，还有心理、社会等等问题，所以把所有的意见整合起来，规划出最理想的方式是很重要的。

另外，佛学的领域非常深广，和非佛学领域的人交流比较费时，比如和他们做研究，选出
《六祖坛经》、《圆觉经》、《阿弥陀经》、《心经》等几部与临终关怀有关的经典时，先得了解很多，再费很长时间跟他们沟通。而有趣的是，他们会发展出一套自己心目中的东西(众笑)。要让他们了解佛教其实蛮辛苦的。医学上的问题比较容易明了，遇到不定的症状，翻翻医学资料就懂了，但是若要从大藏经等经典找就不简单。虽然如此，有做总比没做好。

林：有些癌症病人修慈悲观而痊愈，法师有何看法？

惠：以宗教理念或修行的方法对身心疾病都会有所帮助。我们也提供病人一些方法，但指引时不能给一个绝对的答案保证。病人会好转有很多因素，传递佛法是让病人建立正确的见解，病情可能好也可能坏，但不管好坏，要晓得去做适当的处置或反应。能否治愈是因人而异的，每一种方法未必适合每个人，所以病情好转时不必太得意，病情恶化时也不要怨天尤人，或对佛法产生错误的见解。宗教师在与病人谈论这些问题时，要注意病人的个别情况。

林：生死学提倡自然死，请问曾医生怎麽看待安乐死？
曾：这是个大课题。人们认同安乐死，是因为对死亡的痛苦、恐惧。生老病死是生命的常态，但为什么我们会抗拒生命的常态、生命自然的发展？我发现，大部分人只想自己生病时安乐死，却不让生病的亲人安乐死。

安乐死是一种干预生命变化的行为，它会造成雪球效应：安乐死若是因为恐惧死亡及痛苦，抗拒生命自然死亡、抗拒生命不完美的部分而将之合法化，是不是接下来所有不完美的事都可以死亡来解决？癌症末期或其他痛苦的疾病是否就要安乐死？植物人也要吗？其牵涉的层面很大。

到底是积极的导致他人死亡，还是不予积极性的治疗，抑或撤除治疗？这种种问题就像师父说的：都不是单纯的赞成或反对，要看个别的情况，亦非一个人的决定，也要考量周遭人的感受。安乐死的合法化普遍接受必然会延伸很多问题，不能变成一个绝对的定律。生死学教育是一个正面的生死观，我们若能安乐生，就会有尊严死，活的时候安乐，观念都正确，人生最後一刻就可以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