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明法师所提的，是个由政府所主持的鉴定工作，而我所主张的，是一个由佛教界自我展开的鉴定工作。前者的特点是外力制裁，后者的特点是自我鉴定。

　　我在《法露缘》第十期的评论里，以《佛教界的 ISO 9000》为题，提出了设立鉴定局的建议。此建议刊出後，引起了一些回响。有人表示赞同，也有人反对。不管是赞成或反对，这些人都已表达他们对佛教发展的关怀。这是令人欣慰的。

　　在分析这些回应时，我发现到并没人在理论上真正反对设立佛教鉴定局。反对者所提出的“理由”，不外乎质问谁有资格来主持此局？如何制定标准？谁来审查（原文已略有交代）？不适用在精神生活里等等。这些“理由”，实际上只是在质疑此一概念的可行性（feasibility），而并没有在理论上否定设立佛教鉴定局的价值。这使我更坚信设立此局的重要性。

　　我最感兴趣的是佛总主席金明法师在《法露缘》第十二期的一段谈话。他说：“现在我国已设有事务局来专门处理回教的事务，如果这个组织能扩大，让非回教组织也加人，那么就可以拟出正统佛教的指南，例如：出家人在什么情况下可托钵化缘？有那些事情是出家人不可以做的？佛堂布置应如何？不如法的团体?不可称为佛堂或用佛教的明的名义等,让执法当居依据这些标准检验伪佛教者。”金明法师此一建议与我所提出的佛教监定局，可说是异曲同工，不谋而合。我们都共同的承认监定佛教团体的重要性。

　　不过，双方也有一个重大的不同点。金明法师所提的，是一个由政府所主持的鉴定工作，而我所主张的是一个由佛教界自我展开的鉴定工作。前者的特点是外力制裁（imposed sanction），后者的特点是自我鉴定（self accreditation）。两者都可被采用为鉴定佛教的机制，要选择何者，就必须作个分析。

　　外力制裁的根本机制是：由政府主持，规定团体或个人遵从有关的法律。法律的执行由警方负责，团体或个人畏惧法律制裁而不得不奉公守法，这种方法的强点在於能有效的对付违法者。一些国家如泰国与斯里兰卡就采用类似的方法。

　　但是，在我国，这强点也可能是弱点。因为执行法律者是警方，不是法师，这些人在不熟悉佛教的情况下如何能有效的执行任务呢？举例来说，法律若规定佛堂只能摆佛像而不能摆神像，警方人员有能力辨别佛像与神像吗？还有，他们在执行任务时是否会产生偏差？会否被误解为干涉宗教自由？此建议会否弄巧反拙呢？再说，要求政府主持就要先游说（lobby）政府，这可也不简单。虽然目前已有人正积极争取设立一个非回教徒事务局，但要此局来进行鉴定工作恐怕仍然遥不可及。

　　与其游说政府，不如游说佛教团体选择自我鉴定。自我鉴定的机制是：由佛教界主持，制定某种标准，而由佛团自愿要求鉴定是否已达致此标准。审查者或执行人员是鉴定局委派的法师。这种方法的好处，原文《佛教界的 ISO 9000》已提过，不赘。其弱点是在缺乏法律支持下，无法对付违法者。

　　但我要强调的是，自我鉴定的主要目标是在加强本身的组织，提升自己，协助公众人士辨别邪正，并不是要去对付违法者。依我的浅见，若有团体触犯现有的法律，自会受到法律制裁，若无触犯法律但破坏了佛教形象（如不是佛堂却冠上佛堂名称），则佛教鉴定局不会发鉴定证给他，如此就使它原形毕露，“无利可图”了。

　　当然，若自我鉴定的佛教鉴定局能在保有自主权的情况下，获得政府某种程度的法律支援或承认，则效果会更理想，这点可以专业团体的操作作为借镜（如政府规定，只有在某某专业团体注册者才是专业人士，才可执业）。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佛教界何不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先来个自我鉴定，将来佛教徒事务局成立后，时机成熟时，才要求政府作出上述的法律承认。这样一来，不但可以达到自我鉴定的目标，又可收法律制裁之效，同时又不失自主权，岂不妙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