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尊巍峨庄严的大佛，几百年来在人们的视野中悄然而神秘地消失。曾受众多香客顶礼膜拜的蒙山大佛，在香火缭绕逐渐淡去之后，超然物外、宠辱不惊的处世哲学仍然坚守着它的佛缘状态，在继续着它的默默的沧桑思考。 

　　突然有一天，一位老人，在查阅了半个世纪的资料，寻探了几十年的佛踪后，终于在一个山环水绕、风光秀丽的山凹里觅得大佛的身迹。老人激动得下跪了，涕零憾恨。他抚摸着大佛苍劲斑驳的伟岸身躯，浮想联翩，心底不由涌起几许怀古的幽思。这尊大佛曾经有过怎样的辉煌与沧桑？千百年来它在沉默中目睹了多少王朝的更迭与人间的悲欢？它那两扇如轮大耳听到过多少庙堂的私语和市井的喧嚣？我想它那硕大智慧的头脑中一定封存着许多未曾载于史籍的重要信息，假如它能开口讲话、吞吐千年，那些让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历史悬案和谜底，或许竟可以一朝而大白于天下了。 
　　 
　　可以断定的是，在1400多年前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下，开凿这样一座气势恢弘的摩崖石刻佛像，应该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据传，明初永乐皇帝朱棣在“靖难之役”后，曾派人在紫金山上凿制了一块史无前例的巨形石碑，准备将其立于孝陵，以彰表其父皇朱元璋的丰功伟绩。然而，万事俱备之后，却因碑材太重无法搬运，且耗资太大难以承受而作罢。这块巨碑迄今仍横陈于山巅之上。因此，即使是在封建皇权至上、统治者为所欲为的历史背景下，大兴土木的作为往往也要受到社会客观条件的制约。 

　　那么，北齐的统治者为何要倾举国之力来开凿这样一座石佛呢？这恐怕与这块富饶肥沃的土地分不开，与佛教对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也可能反映着统治集团的摄政能力。 
　　 
　　二 
　　 
　　纵观世界宗教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规律，即中世纪宗教的原创及早期传播阶段往往都会遭遇国家意识形态的歧视与打压，直到统治集团认识到宗教对于现实政治的实际价值为止。佛教并非中国原创宗教，它是凭借了东汉皇室给予的文化特权才得以进入中国社会的。 

　　最初所呈现的并不是社会性的开放姿态而只是宫廷性和文人圈子性的神秘面目。佛教自东汉明帝传入中国后，楚王刘英率先斋戒祀佛，汉桓帝又在宫中开设浮屠之祠，佛教教义逐渐在上层社会传播开来。魏晋时期，政局风云多变，社会动荡不安，现实矛盾促使统治集团的精英阶层重新反思社会与人生的重大课题。他们看到传统的儒、道哲学并非解决一切社会难题之灵丹妙药，作为新的解释空间和解读方式的佛教具有独特的优势和神奇的吸引力，而且从根本上有利于国家存在方式和人生修养方式，有利于人们诉求自由和追崇期望，有利于以意识形态的力量来再一次构建与不平等利益分配制度相配套的社会心理秩序。 
　　 
　　于是乎，那些因愤世嫉俗而寄情山水、纵酒放歌的玄学名士们纷纷谈佛论道、遁入空门。这些人多出自世家望族，有政治背景而无衣食之忧。平素以天马行空、旷达无羁为风尚，蔑视权臣和礼法纲常。“建安七子”之首的孔融，虽系孔子二十世孙，终因多次嘲讽曹操而被以“违天反道，败伦乱理”的罪名杀害。继其后而名闻天下的“竹林七贤”，以“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相标榜，拒入仕途而放浪形骸，其领军人物嵇康，倡导“越名教而任自然”，结果因得罪权臣而被杀。从南到北，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民族的、现实的矛盾为宗教的传播提供了滋养的温床，玄学名士遁世出家成为求得精神解脱的唯一出路。释道安、支道林、竺法深、释慧远等佛门高僧与谢灵运、王羲之、殷浩等清流名士过从甚密，时常聚会，一起谈天论佛、切磋教义，思想异常活跃，文化日趋多元。南朝梁武帝甚至把佛教宣布为国教，并三次到同泰寺出家当和尚。“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南京城中仅有的一处夫子庙，竟然与480座佛寺毗邻而居，足见当时南朝佛教是何等的盛行。 
　　 
　　北朝时期，太原已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冲撞交汇的前沿，随着三个少数民族主体性政权在并州地区的确立，太原逐渐成为多民族融合与北方贸易的中心区域。而这一阶段，北朝这个异族统治的开放、创新、萌动的执政状态，也正是佛教在山西境内迅速发展的动因。著名高僧佛图澄，得到后赵石勒政权的大力支持，在山西境内弘扬佛法、广收门徒，以致魏晋时期佛门高师名僧多出其门下。与释道安齐名的高僧法济、支昙、慧远、法显等都是山西人氏。其中雁门楼烦人慧远，与鸠摩罗什一起被后世佛界奉为泰山北斗。而平阳人法显则是中国历史上赴印度、斯里兰卡访学的第一人，著有《佛国记》一书。东魏时期代县僧人昙鸾是净土宗的开山鼻祖之一，东魏孝静帝称其为“神鸾”，日本佛界称其为本师，并尊山西交城玄中寺为祖庭。佛教的繁荣直接推动了寺庙建筑的发展，有关资料显示，北魏、东魏、西魏皇室出资筹建寺院约47处，王公大臣筹建寺庙约830余处，民间出资筹建寺庙约三万余处。这一时期的佛像，多广额高鼻，长眉丰颐，很似北魏鲜卑人的体征。体态衣纹多劲直，形象肃穆，身躯雄伟健壮，显示出游牧民族剽悍、粗犷、豪放的气质风貌。 
　　 
　　东魏、北齐是太原地区佛教传播和寺庙兴建的高潮阶段。北魏永熙元年（公元532年），高欢灭尔朱荣，在晋阳建丞相府，坐镇晋阳前后15年。迁邺以后，晋阳仍然是高氏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高欢父子笃信佛教，在晋阳城周边地带兴建了许多规模宏大的寺院和石窟群落。东魏末年，高欢摄政时在天龙山开凿了数孔佛窟。高洋称帝后，在晋阳周边大造佛像寺庙，从天保二年（公元551年）到皇建二年（公元561年）之间，先后兴建了晋阳开化寺、崇福寺、童子寺等，多依山刻石，缘岩凿室，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这一时期，包括太原地区在内的北方佛像群雕，往往呈现出一幅皆大欢喜的理想化和谐美景的创作主题。统治阶级正是借助了宗教及其艺术作品，来催眠人们的主体意识，使其淡忘现实的苦难，顺从所谓“天命”的安排，心甘情愿地面对人生的一切痛苦与不幸，并把所有希望寄托于来世的轮回和石雕所描绘的西方净土。事实上，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及其石雕艺术，的确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发挥了精神麻醉的作用，帮助了人数上不占优势的鲜卑、羯、氐等游牧部族在黄河流域的长达几个世纪的统治。这或许也是魏晋南北朝佛教长盛不衰、佛雕石窟层出不穷的奥秘所在吧。 
　　 
　　蒙山大佛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面世的。统治者为了使臣民俯首贴耳，而坐拥天下；学士们为了营造精神家园，寄情山水；老百姓为了寻找诉求、期待安慰，于是大佛成为时代共同的偶像。他们选准了风水，拟定了规制，草就了图案，培训了工匠，在祭奠了天地之后，开始了心灵与物象的创造。他们带着虔诚、带着崇拜、带着对心灵的寄托、带着对来世的向往；他们抛妻舍子、远离家庭、义务劳作、精心创造，他们要把心中一个无尚的浮屠，变成一个现实中高大、伟岸的偶像。他们终于在北齐天保二年（公元551年），将一尊罕见的大佛以及供奉它的庞大佛寺雕筑面世。蒙山大佛比云冈石窟最高的佛像高近46米，比已被炸毁的阿富汗巴米扬大佛高10米；而它诞生的年代则比四川乐山大佛早162年，是世界上最早的露天摩崖石刻大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