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向来有佛教第二祖国之称，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後，经历代高僧的贡献发扬，先後成立大小乘宗派，在学术的发展上，可说是史前无例的。佛教在中国除了它本身有著特殊的成就外，它对儒道二家亦直接给予壮大的影响。道家在形式与内容上多模仿，而儒家更是尽量吸收其思想精义，以致产生宋明新儒学。可惜晚清以来，外护失势，内弘无力；加之洪秀全所唱的太平天国，因在宗教上信奉上帝教，故对寺庙佛像，实行了彻底破坏的政策。後来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宪法规定人民有宗教信仰之自由，佛教因而获得了保障。随後太虚大师、杨仁山、欧阳竟无等高僧大德，起而办僧教育，培养住持佛教，弘扬佛法之人才，中国佛教方从边缘复苏过来。
以下略述影响当今佛教之相关六十年中即清末民初以後的佛教慨况：

一、 中国佛教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正是中国佛教从腐化堕落阶段，脱胎换骨走向新生、有为的时期。此可分作三个时期来谈：

1. 旧式时代的中国佛教
民国以来，佛教领袖太虚大师，不断倡导新佛化运动，创办学校，推行新僧教育，发行佛刊，努力於社会宣传佛教。可是，直到民国二十五年为止，并未收到任何实效，僧俗弟子们依然思想停留在消极，腐化的阶段里，认为“僧徒居必兰若，行必头陀”，“参预世事，违反佛制”。此乃主张出家僧徒必须住深山穷谷，与草木同朽，应与国家社会人群脱节的强大观念。

2. 抗战时期的中国佛教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可以说是中国佛教由旧趋新的一个转戾点。从这一年中，中国佛教风气开始转变，步上新的机运。

此时因中、日两国入于全面战争状态，太虚大师号召佛弟子们群起救亡，共赴国难，当战争烽火燃烧之时，全国各地佛教僧青年，应虚大师的号召，将身心性命奉献给国家民族，为争取自由而奋斗，表现大乘佛教积极入世的精神。即时成立了“上海救护队”与“佛教医院”，疗治负伤将士；以及“难民收容所”，照应三千多个难民之饭食及医药，一直到上海沧陷後才解散。

于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虚大师中风旧疾复发，中国佛教顿失重心。

3. 反共时期
抗战胜利，国土重光，经过八年的长期战乱，中国佛教方期重建之时，不幸内战又开始，共产党徒谈谈打打，拖了三年多的岁月。在那三年当中，国事建国大业受到阻碍，佛教重建及僧徒情绪，馁糜不振，大家精神都寄望在「和谈」上，希望国共和谈成功。

到了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整个大陆沧陷，佛教僧徒逃亡，有的追随政府到台湾，有的奔往香港或远飘海外，因而保留中国佛教一丝慧命，佛种不致完全断灭。逃出来的僧众，只是衣钵随身，但求得能活命，有饭吃有栖身之处，别无其他想。初期奔到台湾的一群义僧，被警宪当作游民看待，关进拘留所，其处境之惨，可想而知！

二、 台湾佛教
那时，大陆赴台的僧众，尚未与当地佛教界取得联系，一直到了民国四十一年（1952年），台湾佛教才正式有领导机构，寺僧才有了保障，但政府不太重视佛教。一个宗教，它的本身健全，固然是重大要素，可是，也还要得到政府的拥护与支持，否则就不容易发展，甚至趋於衰败沧落。佛教在印度本土的衰退，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们佛教，如何能够得到政府的拥护支持呢？那必须要我们僧众发奋，不断有所施为，而且是对国家社会人群有所贡献。无疑地，当时抗战延续的反共局面，一切作为，都要配合当前的反共国策，佛教在这种空气之下，自也不能例外，对外的弘化工作，必须与政治扣紧，才能顺利达成。

从民国四十二年（1953年），台湾佛教每年都有“传戒”和启建法会，因为这些活动是佛教内部的事，所以佛教面对社会上，一直是沉寂著。十多年内，自由中国佛教的文化工作，台湾倒是做得很好，这是唯一可取的地方。除了由大陆迁台佛教权威杂志《海潮音》之外，先後出版有《人生》、《中国佛教》、《狮子吼》、《慧矩》等佛刊，其姿态风格不一样。除此，还办有好几种大专奖学金。至於佛教教育，其姿态风格不一样。除此，还办有好几种大专奖学金。至於佛教教育，亦办有好几所佛教学校，如福严及其他佛学院。其最蓬勃的事业，那应是修建道场了。

三、 大马佛教
大马佛教的发展，可说远在法显法师由天竺取经归国，途经印尼之爪哇、马六甲，曾大弘法化。佛教从那时已有了，後因被回教传入，代替了佛教地位。而迄今爪哇、马六甲尚存佛教古迹。近六十年中，乃先有太虚大师率团南来访问，後有圆瑛法师开坛传戒，继有转道而过的法师等陆续兴办道场，接著是慈航法师长驻弘法，法航法师到处讲学，竺摩法师创办佛教教育。

大马佛教有今天的成就，是从过去此些僧众的用心，改过去一般人士对佛教误视为迷信的污点，领导佛教在社会占有实际的地位，至使法义在群众中生了根，信徒日渐增多，引起了广泛的化导作用，这些都是前人所立下的基础。当今，大马佛教的风格，亦是过去中国佛教所未得到的成就。

在一九六六年期间，大马佛教面临庙多僧少，若以百庙一僧来比对，僧人亦不够分配。原来这　多寺庙，住的多数是在家斋姑，少数为尼师。有关佛教命脉的僧宝，呈现了前面有去，後继无人之致命打击，往后的二至三十年当中，僧宝是一片“真空”状态。一九八五年以后至今，僧青年逐步增多，由於中间之断程，故北传佛教僧团之教育，大多与台湾佛教之学习，离不开关系。

中国佛教以往的艰难岁月，是因有太虚大师作为我们的盾牌和长城。无疑地，佛教能保持今日这个局面，是仰仗了前人的余荫，我们应该不忘前人的辛苦，应该踏著前人的足迹前进，内修外行，方能维系佛教于不坠，佛法亦能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