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间的佛教
从阿育王到迦腻色迦王之间，约有三百多年的印度史，不论宗教或政治，几乎是一片空白而不得其详，近代以来，由於古代遗物的发掘、考察，以及利用各种间接而模糊的资料对比、审查，总算已得其大略。在此期的佛教，据吕澄依荻原云来《印度之佛教》编的《印度佛教史略》本篇下一章第七节二段所述，大致有如下的五个区域：

最盛於南方的锡兰。次盛於印度西南的摩腊婆（Malava）。 又次为西北的信度。再次为北方的迦湿弥罗、犍陀罗。印度东北为耆那教的势力范围。 

我们知道，中印度先为婆罗门教的复兴地，自案达罗王朝灭了摩揭陀王朝之后，南方大众部佛教思想也到了中印，乃至随着案达罗朝的西进而使西方的有部佛教，接受了大众部的感染，有部西方师经量部的出现，自非偶然。上座部有一部分学者之在东南印的，因中印法难而南避，接触了大众部的思想，形成了分别部的再进步。例如以波吒厘子城为中心的化地部及法藏部，法藏（即昙无德部）之有密教色彩，即是受了案达罗文化的影响，故与阿育王时的分别部不同，也即与先此分传到锡兰去的分别上座部不同。

在这阶段，婆罗门教初期的根基地西印及北印，已为佛教的势力所取代，在阿育王时盛行佛教的中印，反为婆罗门教所占领；婆罗门又向南而成了案达罗族的信仰，并且由案达罗文化的混合而产生了湿婆派的新婆罗门教。又由於案达罗王朝之到中印，佛教便在中印再兴。

南方锡兰的，当以另篇介绍。案达罗方面的，所知很少；唯有北方的有部一系，所留典籍最多，故仅就此介绍。


迦腻色迦王其人其事
迦腻色迦王的名字，见於佛教的记载，西藏及蒙古，亦有所传。西元一九○九年，斯邦内博士（Dr. Spooner）在西北印掘得一舍利函，函盖上即刻有迦腻色迦的名，此可证实古代印度确有其人，并在函之表面刻有「纳受说一切有部众」的字样，可见他是有部佛教的护法之王。

唯据迦腻色迦王时所铸的钱币图文之考察，王之信佛当是晚年的事，他早期发行的钱币，形式最美，以希腊语题字，并刻日月神像；其次发行的，以希腊文题古代波斯语，所刻亦为希腊、波斯、印度所尊的神像，但未见有释迦之像。

迦湿弥罗及犍陀罗的佛教，是始於阿育王时末阐提等之来化，因其环境特殊而渐自成一系，其特质是富於论典的撰述及对禅定的重视，故后来的论师、禅师，也十九是出於这一系的学者。

论师多了，便不能无诤，所以，迦腻色迦王对佛教的最大功德，即是促成第四次的结集。第四次结集有三种传说：

（一）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三（《大正藏》五一·八八六页中－八八七页上）载：王因以道问人而解答各异，问了胁尊者，尊者即答：「如来去世，岁月逾邈，弟子部执，师资异论，各据闻见，共为矛盾。」王甚痛惜，乃发心宣令，召集圣哲，结集三藏。共五百贤圣，以世友菩萨为上首，次第造论、释经、释律各 十万颂，计三十万颂九百六十万言，备释三藏。 

（二）《婆薮盘豆法师传》（《大正藏》五○·一八九页上）中说：佛灭后五百年中，有迦旃延子罗汉，於萨婆多部出家，与五百罗汉及五百菩萨，共撰集萨婆多部阿达磨。 

（三）西藏所传：迦腻色迦王於迦湿弥罗国的耳林精舍，集五百罗汉、五百菩萨、五百在家学者，使结集佛语。自此以后，十八部异说，悉认为真佛教，又记录律文；其经论有未记载的，今亦记录。 

以上三说，《大唐西域记》仅以世友一人称菩萨，《世亲传》加上五百菩萨，西藏的又加上五百在家学者，并将此次结集形容成为通含一切的佛教，实则仅是一切有部的结集。因而，三说之中，当以《大唐西域记》较为可信。同时，此次结集的成果，是二百卷的《大婆沙论》，可是现存的该论之中，却有「昔迦腻色迦王时」的字样，推想其内容业已经过后人的增补了。


王与马鸣
中国及西藏所传，均说马鸣菩萨（Asvaghos.a）与迦腻色迦王有关。据传说，王进攻摩揭陀国，该国不敌即献佛钵及马鸣菩萨以求和。又据《大庄严经论》马鸣所作的〈皈敬序〉，有「富那胁比丘」、「我等皆敬顺」之句，可知马鸣为迦腻色迦王时胁尊者的弟子了，传说王亦师事胁尊者。至於《世亲传》 （《大正藏》五○·一八九页上）说：「马鸣随即着文，经十二年，造《婆沙》方竟，凡百万偈。」此将马鸣说成为《大婆沙论》的着作者了。实则，马鸣生於此时，且其又是一代大文豪，为《大婆沙论》润色或有之，但他不是婆沙师，因他在《大庄严经论·皈敬序》中，对於富那、胁比丘、弥织（化地部）、萨婆室婆（说一切有部）、牛王正道者（或即鸡胤部）等诸论师，他均一律「敬顺」的。

不论如何，迦腻色迦王建国於中国与印度的通路之间，晚年护持佛教，而使佛教得传於各民族之间。佛教来华初期，即由西域经陆路而至，宜乎王的功德，可与阿育王齐名了。


北印的法难
物极必反，似乎是世间法的铁律。据迦湿弥罗的史书Ra－jatan.gin. 所载，贵霜王朝在迦腻色迦王以前的二王，亦保护佛教，建筑僧院及支提颇多，至迦腻色迦为迦湿弥罗之王的时代，佛教的势力大振，并压迫婆罗门教对於湿婆的信仰，致受到土邦龙（Na－ga）族的反对，大肆杀害佛教徒，王亦曾为此一骚扰而躲避。当时又有甘陀罗提婆（Candradeva）婆罗门出而镇压佛教。到旃那陀（Gonanda）王三世，始停止对佛教徒的弹压。

《大唐西域记》卷三（《大正藏》五一·八八七页中），也说：迦腻色迦王既死之后，讫利多种，复自称王，斥逐僧徒，毁坏佛法。后来由睹货罗国释迦种的摩罗杀了讫利多王，佛教遂得复兴。

由此两书大略一致的记载，可信迦王之后，确有婆罗门的土王毁佛之事。

法难后的影响
据印顺法师说，在中印法难之后，佛教即引起了三种可慨的结果（印顺法师《印度之佛教》第九章第二节）：

（一）急於外延而成分失其纯真：因感於教难，乃本着世界宗教的见地，不先崇内、固本、清源，而日务外延，以随方应化，虽释尊所深斥者，亦不惜资借为方便。此固适应了环境，屡经教难而不灭者，以此之力，但已失去佛法的纯真。 

（二）法灭的流言造成了颓废心理：正法住千年，为经律所旧传，乃是遥指千年以形容圣教住世的长时，不因人去而法灭，乃是释尊制戒摄僧的功能。但自教难勃兴，古人即兴起「千年法灭」之悲感，此与佛说，实是言同而心异。此一观念一生起，佛教的雄健之风，便荡然无存。哀莫大於心死，此真是个写照。

（三）由佛子自力住持转而外求王臣护法：佛弟子本来自视很高，无需政治力的帮助，也不忍受政治力的拘束。然在法难之后，即感自力维护的不足，乃将佛法转而付嘱王公大臣，且以僧团的清净、佛法的流布，均盼由外力之助成。圣典中原有天、龙护持的记载，此乃以自力而感致的外力，是来助而非去求助。但在教难之后，外力护法的思想日盛，乃出之於卑颜求助了！ 

印顺法师的这三点看法，确非出於假设，我们若能留心於后出的圣典内容，即可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