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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真和尚生平事迹
作者:张大经 发布时间:2011-05-21 来源: 厚朴教育  点击:

鉴真和尚(688~763),唐高僧,日本律宗的创始者。(日本称他作“大和上”,因为在758年曾经敕封他这个称号)是江苏扬州人,俗姓淳于,生于唐中宗嗣圣五年也即是武后的垂拱四年,其时正是盛唐时代,比李太白早十三年。他小时候在扬州大云寺出家,十八岁的时候从道岸律师受了菩萨戒,在三年之后又在长安实际寺从弘景律师受了具足戒。寻游两京,遍研三藏。在26岁的时候开始登座讲演律疏,就成为有名的律宗大师了。

       其时日本政府很需一个律学专家,传授戒律,这事似乎属宗教问题,实关政治。虽然大化革新(646年)仿行中国古时的善政,但是奉行的官吏不良,结果反增加人民的苦痛,为免除租税课役,多削发为僧尼。那时佛教盛行,但因制度还未完备,为得要补救这个缺陷,必须从中国迎接杰出的戒师,建立起正确的传戒规范。

一、鉴真和尚六次东渡
        唐天宝元年(742年)冬十月, 日本学问僧荣睿和普照得到鉴真门徒道航的引荐,到扬州大明寺拜谒鉴真,礼请大和尚东渡日本,向日本国传法。当时正是唐玄宗在位,唐玄宗崇扬道教贬抑佛教,许多佛家弟子转而屈顺于道教和朝廷。而一向坚心信仰佛教的鉴真和尚没有屈服。他接受了荣睿和普照的邀请,决心东渡日本,传律授戒,弘扬佛法。

       唐天宝二年,鉴真率弟子道航、思托等21人准备东渡。由于道航是当朝宰相李林甫的哥哥李林宗的“家僧”,于是,通过道航,鉴真一行获得李林宗的介绍信,得到扬州仓曹(唐地方官)李凑的支持与帮助,建造船只,备办干粮。当时唐律禁止僧人私渡日本,所以借口是准备去天台山进香用的。不料,准备同行的僧人如海,因与道航意见不和,遂到官府报告,诬告道航、荣窖、普照他们是海贼。地方官立即将他们逮捕入狱。后来经过查实,放了众僧,将诬告的如海革除僧籍,可是所造的船被没收。第一次东渡还没出海就破产了。

       荣睿和普照又一次秘密到大明寺拜访鉴真。鉴真决意再次东渡,于是亲自出钱购买了一艘岭南采访使刘巨鳞的军用船舶,并雇用了18个水手,备办各种物品。他们于天宝二年十二月从扬州扬帆东行。当船航行到今江苏省南通市狼山江面时,遇到狂风恶浪,船只破坏严重,无法行驶。漂泊了一个多月,再次启航,不幸在衢州群岛触礁船沉,后被官船送回明州(今浙江宁波)。第二次东渡又告失败。

       两度失败鉴真仍不甘心,准备再次东渡时,被一越州僧人觉察,向州官告发,说日本僧人引诱鉴真。荣睿遭到逮捕,押送长安治罪。到杭州后,荣睿患病,开释在外治疗,荣睿假装病死,才得脱难。第三次东渡尚在酝酿便又因被人告密而流产。

       鉴真看到荣睿和普照为了请他东渡日本而不避生死,再次下决心东渡。为了避开众人的注意力,这一次鉴真派人到福州打造船只,备办物资。唐天宝三年冬,鉴真率领荣睿、普照、思托等30余人秘密南下。鉴真一行刚到浙江黄岩县的禅林寺,便被官兵重重包围,将他们押回扬州大明寺。原来,鉴真这次准备活动被他在扬州的弟子灵佑所知,灵佑不忍心师父冒那么大的风险,所以与各寺的僧人一起到官府通告鉴真等人准备出海东渡的事。于是,江东道采访使下令各州县阻拦鉴真一行。第四次东渡又告天折。

       天宝七年六月,鉴真一行14人、水手18人等共35人从扬州出发,向东航行,沿江而下,出了长江口,在越州三塔山停留一个多月,然后驶到舟山群岛附近的暑风山。又停留一个多月,到十月中旬,船从暑风山启航,扬帆东驶。航行中,遇到狂风恶浪,船只失去控制,一路上淡水用尽,每天靠嚼几粒生米充饥。又继续航行五天,才知道已经漂航到海南岛的最南端了。他们以后跟随商人到了振州(今海南省崖县),然后辗转北返。在路经端州时,荣睿病死。第五次东渡又成了泡影。

        唐天宝十二年十月,日本第十次遣唐使在回国前,到扬州拜见鉴真,代表日本国迎请鉴真去日本传律授法。此时的鉴真经五次东渡失败,年届66岁高龄,但他仍然应允随使团东渡日本。听到鉴真又要出海的消息,当地寺庙的和尚们为阻止鉴真东渡,对他们严加防范。十月二十九日晚,鉴真一行24人在弟子们的配合下,在黄泅浦(今江苏常熟黄泅)与日本遣唐使船队会合,踏上了第六次东渡的航程。经两个月的艰苦航行,鉴真和尚终于抵达日本萨摩国阿多郡的秋妻屋浦(今日本鹿儿岛县川边郡坊津叮秋目村),得到当地官府的迎接,并于次年(754年)二月到达日本遣唐使船队的始发港——难波港。

       鉴真和尚从743年起到754年止,历经11年,为弘扬佛法6次东渡日本,屡遭磨难,终于达到日本。他的航海过程,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记载翔实的航海经历。鉴真东渡,带去了盛唐的灿烂文化,对日本的佛教、医药、建筑、文学、艺术、文字、出版印刷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鉴真,被日本人民奉为“建筑之父、律宗之祖”和“日本的文化恩人”。 广德元年,日天平宝字七年(763),弟子思托、忍基等为鉴真膜影立夹漆像,豫高二尺六寸五分,“顶骨秀、颧骨张、鼻梁高、唇紧闭、静含睑、浮微笑”,形仪端穆,栩栩如生。同年五月六日,结跏跌坐,面西而化,终年76岁。
 
二、鉴真与日本建筑
       日本古都奈良和中国有着非常深的渊源。其著名的观光名胜之一平城京就是模仿大唐的长安建造的。平城京曾是日本的都城,地处今奈良市西郊。公元710年,日本元明天皇迁都于此。朱雀门通向的平城宫设太极殿、朝堂、朝集殿等,都极似长安。

       平城京在日本历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日本直到7世纪为止,只要天皇换位就要迁都一次。可是,大约到了7世纪,随着与大陆交流的频繁,日本出现了模仿大唐的风潮,并试图通过大规模的都城展示国家的威望。最初的都城建造在奈良县内的藤原京,由于此地狭窄,仅仅过了16年,藤原京就被平城京代替,日本历史也由此进入了辉煌的奈良时代。

       奈良虽是一个只有38万人口的城市,但其中却有7个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建筑,其中最著名的要数东大寺。该寺始建于公元745年,当时的寺名为总分国寺,由圣武天皇仿照中国寺院建筑结构建造,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古代木造建筑。寺内西松林中的戒坛院,则是为中国唐代鉴真大师传授佛法而建的。走遍奈良,到处可见中国唐代的风景和建筑,其中最能说明奈良与大唐密不可分的还要数唐招提寺。该寺由鉴真按唐朝寺院的规划修建,极具盛唐的优雅与宏大气势。据说,日本孝谦女皇还模仿中国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的字体书写了“唐招提寺”的横额。

       鉴真和尚在日本宏扬律宗,唐招提寺是日本律宗的总院。造寺的工匠有一些是鉴真和尚从中国带去的。唐招提寺只剩金堂、讲堂和东塔是初建时的原物。金堂面阔7间,约28.18米长,进深4间,约16.81米。开间尺寸由明间向两侧递减,中央五开间设槅扇门,尽间只设槅扇窗。柱头有斗拱,补间只有斗子蜀柱。梁、枋、斗拱都有彩画,柱子漆红色。拱眼壁和垫板全部粉白,把承重构件鲜明地衬托出来,显得结构条理清晰,逻辑性很强。屋顶是四注式,经过改造,坡度比原来的陡一些。内部中央供奉卢舍那佛,两侧是药师佛和千手观音,靠山墙则有四天王。御影堂前东面有鉴真墓,院中植有来自中国的松树、桂花、牡丹、芍药、“孙文莲”、“唐招提寺莲”、“唐招提寺青莲”、“舞妃莲”、“日中友谊莲”和扬州的琼花等名花异卉。

三、律宗之祖
       律宗的“律”,指佛教戒律。律宗是研习佛教戒律、严肃佛教戒规的宗派。 戒律是约束佛教徒纪律、规范僧团生活的纪律。只有按一定仪式发誓接受一定戒律的人,才能成为僧侣或居士,也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佛教徒。佛祖释迦牟尼在生前曾对他的弟子们说过“以戒为师”。过去戒律的传授是要由德学兼备的高僧,设立专门的传戒道场,把所有的戒律一条条地详细讲解,每讲完一条都要询问能否做到,往往整个传戒的仪式要好几天的时间。

       佛教律宗创始于西安的佛教宗派。因着重研习及传持戒律,故名。又因依据五部律中的《四分律》建宗,也称四分律宗。还因其实际创始人道宣住终南山,又有南山律宗或南山宗之称。道宣先师事智首,专研律学,后入终南山净业寺、丰德寺潜心述作,著有《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等五大部。他在终南山创设戒坛,制定佛教受戒仪式,从而正式形成宗派。该宗在宋时,又分成会正、资持两派。该宗的基本经典,通称四律五论。该宗的教理分成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四科。该宗由道宣的三传弟子鉴真传到日本。

       鉴真一生,学律,持律,讲律,传律,是一位为弘扬戒律精勤不懈、舍身忘我的律学大师。开元二十一年,鉴真四十六岁。这时他已经学成名立,于是自长安回到扬州,先后十年间在江淮地区努力讲律传戒,声名远播,成为当时道岸之后独步江淮的律学大师。《宋高僧传》说他有著名弟子三十五人,各自倡导一方,共弘师教。他同时建造了许多寺院和佛像,书写过三部大藏经,又兴办救济孤贫疾病等社会事业,积累了不少实际的领导经验,团结和培养了一批有专门造诣的工技人才。这一切都为他后来东渡日本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到达日本后,在鉴真的指导下于东大寺毗卢遮那大佛殿前筑了一座戒坛。这座戒坛是依南山道宣的《戒坛图经》建筑的,但在第三重坛上安置著多宝塔,塔中安置释迦和多宝二佛像,则是鉴真依据天台宗的教理而有所改变。鉴真传戒时,日本的天皇、皇后、皇太子以下都次第登坛受菩萨戒;又为沙弥证修等四百四十余人授戒;大僧灵祐、贤璟、忍基等八十余人都舍旧戒重受。这是日本佛教史上正规传戒的开始。 鉴真生活的时代,正是日本通过“大化革新”逐步向封建制度过渡的时期,汲取唐先进的政治文化和典章制度,对完成和完善这一革新有重大意义。而中国传入的佛教,又是这一革新的重要支柱。后来他在东大寺大佛殿西方造了一所戒坛院,四方闻名来学戒的渐多。天平宝字元年日皇将故新田部亲王旧宅送给鉴真作为建筑伽兰之用。鉴真即指导弟子们开工建筑,至天平宝字三年(759)落成,这就是现在奈良日本律宗的本山‘唐招提寺’。在宗教行为的背后,实是政治行为,即是通过对戒律的严肃性,从侧面显示国家律令的权威性,稳定社会,保证革新的推行。

       鉴真从此在唐招提寺讲律传戒,极受日本朝野的尊敬。天平宝字五年,他又在下野的药师寺、筑紫的观音寺各造戒坛一所。这两所戒坛和东大寺戒坛并称为日本三戒坛。鉴真的律学正宗南山,旁兼相部,所以日人尊他为南山系的第三祖,相部系的第五祖(凝然《律宗纲要》)。天平宝字七年五月六日入灭于唐招提寺。他的遗体荼毗后,即葬在这寺东北角的松林中。在鉴真生前,他的弟子们为他所制的夹纻坐像,至今还供奉在寺中的开山堂,视为日本的国宝。

鉴真与医药
       鉴真东渡,在携带的物品中有多种药材。鉴真曾为日本鉴定药物并为光明皇太后治过疑难病症。日本平安时代由丹波康赖编纂的《医心方》中,收录有鉴真的医方。日本江户时代的药袋上曾印有鉴真像。
佛教与医经有紧密的关系。佛教以慈悲为怀,不仅要治世人的“心病”,还要治世人的“身病”,所以佛陀被称为“大医王”。不懂得包括“医方明”在内的“五明”(五种知识技能,其他四明为:声明、工巧明、因明、内明)的僧徒,“不得多闻之称”。《法华经》上说“多闻有智慧”,懂得医方明等,是智慧的表现。特别是大乘佛教修菩萨行的出家人,为了自度度他,自觉觉他,要把“于诸病苦,为作良医”作为一种自觉的行动。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文化高度发达和繁荣的时代,医学上的成就也是非常显著。我国现存第一部病因学专书《诸病源候论》,国家修订的药典《新修本草》,著名的医方书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都产生在这一时期,这对鉴真研习医药提供了第一流的典籍。

       鉴真具体生活的扬州,更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扬州喧喧卖药市”,这里是全国乃至中外的药材集散地。此外还有外国人在这里出售安息香、诃黎勒、苏合香、龙涎香、羚羊角等多种舶来药物。贩来运往,扬州成了繁忙药材交易市场。药商们为了辨别药才的真伪和是否道地,也摸索出了一套口尝、鼻嗅、眼观、牙咬、手捏等有效的鉴定方法。这样的环境,使鉴真有可能学会辨识经物的技巧和收集到珍贵的药材。

       鉴真对医药的掌握,还有其独特的渊源。在长安鉴真从受具足戒并师从受教的弘景律师,是南山宗祖师道宣的传人,而道宣首次入住终南时,即与同时隐居终南的大医家孙思邈结成林下交,在佛学和医学上探讨,互有影响。孙思邈《千金方》中关于地、水、火、风的四大说法和天竺耆婆方药的记载,多从道宣处得来。弘景得自道宣传下的验方,又传之于鉴真,这就大大丰富了鉴真的医药知识。从这种关系看,鉴真的医道间接得自孙思邈的。

       鉴真对日本医药方面的贡献是明显的。但鉴真赴日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传律,为什么要携带药物?从实际看,应该是为了保健和预防。横渡沧海,多有不测,各种疾病随时都会发生,备足救急防治药品是完全必要的。就第二次东渡所备药品对照孙思邈《千金翼方》所载功效而言,阿魏可杀虫去邪毒、破积下恶气;诃黎勒可治心腹胀泄、消食;皆钵可温散肠胃寒邪,止吐止泻;胡椒可去痰,除脏腑中风冷;芳香药物可辟秽,开窍四共。这些对航海来说,都是多发常见病症的对症药物。
  
怀念鉴真
       公元1963年,为我国唐代律学高僧、日本追谥过海大师鉴真大和尚入寂二十周甲之岁。中日两国佛教、文学、艺术、医药各界人士共同倡议隆重纪念。鉴真和尚逝世一千二百周年纪念委员会主任委员赵朴初谨撰并书,颂曰:
                                   惟我大师,法门之雄。三学五明,乘桴而东。
          志绍南岳,愿酬长屋。坚心誓拾,头目手足。
          五行五止,缘集辄散。旣遇黑风,复遭王难。
          睿竟不返,师亦丧明。百折百赴,终胜波旬。
          十年跋涉,十年教化。恩斯勤斯,根深树大。
          巍巍鲁殿,灿灿奈良。庄严庙像,俨然盛唐。
          台赖以昌,律赖以立。枝叶广敷,光彩四溢。
          右军书法,道子经变,青囊之传,金堂之建。
          推师之泽,等施两邦。怡怡兄弟,历劫增光。
          千二百年,道久尔信。分同唇齿,义无隙景。
          鼓舌张罗,鬼忌人和。虽云异代,险阻实多。
          破浪排关,往来济济。擕手同仇,论心同理。
          铮铮佛子,作如来将。共战魔军,道义相尚。
          师之志行,如兰益馨;师之功业,与世更新。
          东徂西行,俱会一处。震大雷音,击大法鼓。
          以昭先德,以策来兹。同天风月,万世埙篪。
          峨峨蜀冈,大明故址,堂陛是谋,招提在迩。
          勒石追远,发愿陈辞,慧灯无尽,法云永垂。
       2004大型新编历史琼剧《鉴真大和尚传奇》首演。琼剧《鉴真大和尚传奇》由著名旅欧艺术家阿丁先生根据鞠盛的同名歌剧剧本改编,讲述的是鉴真六次东渡日本,传播中华文化,最后客死异乡的感人故事,由阿丁担任导演。鉴真学院是国家宗教局批准,江苏省佛协主办,扬州大明寺承举办一期秋季本科预备班,在全国范围内招收50名僧人,学制两年,合格者直接升入本科班学习。招生工作引起中国佛教界极大关注。
 
中日友好佳话
       中国盛唐时间从贞观5年至唐乾宁元年近二百五、六十年之间,中日交流频繁。公元743年开始,鉴真大师应邀去日本弘扬佛法,历尽艰辛,前五次东渡均遭失败。鉴真自从发愿东渡传戒,受了五次航海的挫折,第六次到达日本时,前后同伴已死去36人,道俗退心的二百余人;只有他和日本学问僧普照、天台僧思托始终六渡,不顾生命的危险,经过十二年终于达到了赴日传戒的目的。1963年是鉴真圆寂一千二百年,中日两国佛教界和文化界同时举行了广泛、隆重的纪念活动,并互派代表参加,日本人士将鉴真事迹写成小说,编演戏剧。中国佛教界则在日僧荣睿示寂的端州地方(今广东省肇庆),建立了一座纪念碑。1963年,在鉴真圆寂1200周年,中日两国都把纪念鉴真,当作解冻两国外交的突破口。中国高层领导人决定,在鉴真担任过住持的扬州大明寺内,建造一座鉴真纪念堂。这个不同寻常的建筑由出生在东京的梁思成担任设计。

       1974年,中国的西安与奈良结为友好城市。邓小平在访问奈良时说:“西安和奈良都是古城,结成友好城市是很好的。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友好,这是时代的要求。”1980年,鉴真像回国探亲,在扬州和北京都受到中国人民和佛教徒的瞻礼。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森本长老一行时说:“鉴真塑像回国巡展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盛事”。通过纪念活动,加强了中日两国佛教徒和人民的友好关系。

       鉴真东渡,带去中原文化,为日本的文化、宗教、艺术、医学等方方面面作出巨大贡献。日本因此称他为“过海大师”。这期间茶文化也在日本扎了根。日本现代文献《茶史漫话》引言中就说:“作为文化之一的饮茶风尚,由鉴真和尚和传教大师带到了日本。”鉴真弟子中多长于汉学诗文,这对于古代日本汉学的风行很有影响。其中思托的诗文造诣最深,他著有《鉴真和尚传》三卷、《延历僧录》一卷,可惜两书都散佚不传。他不仅传授佛学,还传授百科知识,更为有趣的是,鉴真还是日本豆腐之祖。

鉴真与唐僧
       唐朝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与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交往。外国使节遣唐使来华访问,有为中日友好交往作出贡献的日本历史人物如空海、阿倍仲麻吕等人。在对外文化传播方面有鉴真东渡、玄奘西行。鉴真不畏艰险东渡日本传播中国文化,促进日本文化发展。玄奘是我国古代著名高僧,旅行家和佛经翻译家。他为佛教传入我国作出杰出贡献。

       佛教传入日本以来,至公元7、8世纪也达于鼎盛时期。但从佛教正统传承上来看,当年将佛教传入日本的僧人中没有具备授具足戒资格的高僧(佛教戒律可分为五戒、八戒、具足戒等几个等级,具足戒就是佛教所有的戒律),因此日本佛教戒法不全。日本佛教界高僧向日本政府提出需从唐土聘请传戒高僧,并推荐荣睿、普照这两位年轻的僧人去唐土聘请传戒高僧。

        当荣睿、普照来大明寺拜竭鉴真时,看到鉴真确实是一位学识渊博、“并世无二”的大德高僧,他们怀着虔敬的心情向鉴真陈述了来意,并向他顶礼说:“我国在海之中,不知距齐州几千里,虽有法而无传法人,譬犹终夜有求于幽室,非烛何见乎!愿师可能舍此方之利乐,为海东之导师可乎?”鉴真平时已传闻日本的情况,今看到他们一片诚意,深感日本是一个“有缘之国”。当时就问徒众说:“谁有应此远请向日本国传法者乎?”可是在扬州的徒众一个也不出声,一位叫祥彦的僧徒出来说道: “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不等祥彦说完,鉴真又开口道:“另有谁愿意去?”仍旧无人回答,于是鉴真第三次开口道:“是为法事也,不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鉴真大师的回答,在座的弟子不禁为师父的决心所感动,于是祥彦等十七位僧徒纷纷表示愿随师东渡传戒。

       玄奘少年时就出家做了和尚,认真研究佛学,精通佛教经典。玄奘于唐贞观元年(627年),出发西行。他穿过大片沙漠,克服重重困难,整整走了一年,终于到达天竺。 玄奘在天竺留学15年,游历了70多个国家。他的壮举感动了许多天竺人,有的国王还派人为他抄录经典,他也把当地失传的佛经介绍给他们。他还学会了天竺的语言,参加那儿研究佛学的盛会,发表演讲。玄奘的博学,受到天竺人民的尊敬。42岁时,玄奘带着650多部佛经回到长安,受到热烈欢迎。回国后,玄奘立即开始大规模的翻译佛经工作,前后翻译佛经74部,约1300多卷。作为一名高僧,一位大翻译家,中印人民的友好使者,玄奘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为中外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东征记》和《大唐西域记》中发现鉴真和玄奘都是"偷渡"客唐"过所制度",《唐律疏议》上有明文记载,但是明令阻止鉴真与玄奘出国,意义何在呢? 通过玄奘西行,克服千辛万苦,最终取回真经,及鉴真不畏艰险六次东渡到达日本等史实,培养后来者勇于实践,坚持不懈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意志。 通过对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我们认识到一个强大的国家不仅要向外传播自己的先进文化,还应虚心吸纳其他文化的一切精华,这样才能给本国文化不断注入新的血液,促进本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中华民族才能获得持续的发展。 
 
鉴真研究
       1、鉴真和尚双目有没有失明?史家认为,鉴真第五次东渡失败后,于天宝九年(750年)由广州到韶州时,由于“频经炎热,眼光暗昧,爰有胡人言能治目,请加疗治,眼遂失明”。(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以后,双目失明的鉴真仍然以顽强的精神,再次东渡日本,完成了传法的宠愿大志。

       著名史学家陈垣对此事提出了质疑。他认为“鉴真和尚到日本后,晚年曾失明则或有之,谓鉴真和尚未到日本前失明,则殊不可信。”(陈垣《鉴真和尚失明事质疑》,见《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因为,鉴真失明一事,《宋高僧传•鉴真传》等书均未记载,仅据日本人真人元开所撰写的《唐大和上东征传》上的一句话为孤证,论据尚不充足。并且,《唐大和上东征传》对鉴真的日本10年的传法与生活的记载中,均未提到他双目失明而感到不便的事情。陈垣的后人陈智超对鉴真失明一事也表示怀疑。他认为《续日本纪》所记载的鉴真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以鼻辨药“一无错失”,或许可信,但仅凭记忆力来校正数百万言的经论而一字不差,倒可使人有理由怀疑他是否真的双目失明了。(陈智超《跋〈鉴真和尚失明事质疑〉及致廖世功(叙畴)函》,见《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日本学者田中块堂和安藤更生认为,《唐大和上东征传》所说的“眼光暗昧”是指鉴真患有老年性白内障。安藤更生解释说,“胡人言能治目,请加疗治”,是鉴真请了阿拉伯医生施行针拨法治疗,由于手术后的感染,病情恶化,即所谓“眼遂失明”,但还能分辨出字迹。田中块堂认为,鉴真到日本时尚未完全失明。

2、鉴真东渡用船问题
       有人根据中日两国海船的文献,对照当时两国海船的发展情况,总结出来的观点是:“遣唐船”应说是中国船而不是日本船。日本权威百科全书《平凡社大百科事典》“和船”条也说:“遣唐使船全都是中国出借给日本的船”。当时鉴真东渡日本是违法唐朝国禁的私下行为,国家不可能调度过海大船供他东渡,因此仅能租用私人的近海小船,这是前五次东渡失败的原因。鉴真东渡日本,前后共试了六次,花了十二年功夫。第六次于公元753年,赶上了日本第十次“遣唐使船”回国的机会,才达成了东渡日本的夙愿。因此鉴真东渡乘坐了“遣唐使船”,并不等于日本在唐代就能建造类似“遣唐船”型的大海船的造船能力。

       鉴真研究不单是探究某些史实,主要是学习“鉴真精神”。鉴真的精神就是佛的精神,就是救渡众生,脱苦得乐。也只有把众生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自己的善德善行才能获得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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