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讯）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据台湾本土佛教信仰文化，主要是明郑时代由闽南传来，迄今虽历经三百多年，但据专研台湾佛教史的学者江灿腾表示，明清时代台湾出家佛教源流，其实只有两种。

第一种是住在“禅寺”里的和尚，被称为“禅和子”，因多为大陆华南僧侣东渡来台，所以亦通称为“外江僧”，表示其为外省或内地(大陆)来台的僧侣之意。

第二种，则是主持“香火寺庙”(更精确的称呼，应是“以祭祀祈福和免灾为主的寺庙”)的“香花僧”，普遍流行于清代台湾西部平原。因此，他们所主持的仪式性祭典佛教，构成清代台湾本土佛教活动和信仰文化主要内涵。

清代中叶有斋教三派先后传入台湾，影响深远。因当时台湾有不少信佛的未婚妇女或寡妇，因受限于清代法规，不得任意出入佛寺和出家为尼，便自建斋堂或入居共有的斋堂，如此即可不必到佛寺去落发出家，又可“带发修行”，所以逐渐形成风气，并成清代华人社会中一大特色。日本时代，这些佛教徒在日本佛教各派的促成下，有一部份顺利转型为传统的僧伽佛教，甚至成为当时台湾本土佛教发展新主流。所以清代斋教三派传入台湾，对日后台湾本土僧伽佛教发展， 贡献极大。

日式化的皇道佛教

日本时期台湾佛教传播发展前后约50年(1895-1945)，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开始统治到西来庵事件爆发。这一时期，因新殖民统治者对台湾民众的宗教信仰，采取自由宽容政策，使佛教发展机会大增，所以台湾本土的跨地域佛寺信仰联盟百花齐放。可是到1915年时，因余清芳等人利用台南的斋堂“西来庵”作为抗日连络中心，造成日本官方惊慌和警觉。因此，在事变后即进行深入的全岛宗教调查，并试图藉联谊和组织的方式，将全台湾的斋教徒纳入其中并加以掌控。

而上述作为和情势的发展，也逐渐促成台湾近代四大本土佛教法派出现，即：一、基隆月眉山灵泉禅寺派，二、台北观音山凌云禅寺派，三、大湖法云寺派，四、高雄大岗山超峰寺派，加上台南开元寺先前发展的“玄精。传芳”派，和日本来台发展的几个佛教宗派，都纷纷趁机扩张教势。

第二阶段，约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这一时期特色是，日本佛教各派纷纷在台建立永久性传教中心寺院(或称台湾别院、台北别院)，建立中等佛教教育机构或训练班，以提升加盟的台湾本土佛教弘法人物知识水平，并派遣优秀学生赴日深造，养成高等佛教学术人才，及促成本土佛教大法派的建立。

江灿腾表示，这一时期，也是台湾佛教发展与转型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例如主张僧侣可结婚、不必禁慾的正反派激烈争论等。同时，全台性的佛教 组织和其机关刊物，也在此时出现；并首次有台湾本土僧侣获派参与在日本东京增上寺举行的第一届“东亚佛教大会”，使台湾佛教人士能在正式的国际佛教交流场 合，宣扬其佛教改革主张。

第三阶段，日本在台殖民最后10年(1936~1945)。此时，由于日本在大陆发动全面性的侵略战争，日本统治当局为免台人心向祖国，加速实施皇民化政策。于是台湾佛教也被要求全面日本化，同时配合官方的需要动员。成为统治者的辅助工具之一。

当时日式化的“皇道佛教”，有强烈军国主义的色彩，因此通过南北两处“佛教练成所”培训和灌输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期，台湾本土佛教完全丧失自主性，直到战争结束，日本退出台湾为止。

戒严时期的大改造

战后国民政府开始戒严体制，延续了38年之久，所以由大陆逃难来台僧侣所主宰的“中国佛教会”组织，藉党政权力的支持，柯断传戒权利、主导佛教发展方向，并极力排斥日式佛教、重建所谓“大陆佛教”。

因此，战后的台湾佛教分期，事实上是以戒严前的5年、戒严时期的38年和解严迄今，共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放任的过渡期，第二个时期是为改造和发展期，第三个时期，则是变革期和批判期。

江灿腾强调，其中尤以第二个时期的传播和发展最具特色。因在第一阶段中，大陆传戒的规范和出家佛教至上的意识型态，主宰了原有的台湾佛教。而且日本在台的许多美丽的佛寺，也大多被变卖或改建。但到了第二阶段，取而代之的是，广播型、观光型和舞台化的新佛教传播方式，逐渐成了新的主流。大陆来台的星云法师及其一手建立的佛光山系统，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此外，仿日本镰仓铜铸大佛的彰化八卦山水泥制大佛，则是更早期的台湾佛教观光化的著名 先驱。

但在戒严前期20年间，台湾佛教势力整体的传播和发展，与基督教和天主教在台同一个阶段教势的强力发展相比，仍显得较弱势，江灿腾表示，这可从当时教会大学数量之多与佛教大学全无的强烈对比，即可一目了然。

1960年代以后，由于台湾在退出联合国及“美台断交”后，经济仍能持续高度成长，而高等教育人口业随之激增，加上新社区、中产阶级逐渐兴起，因此台湾佛教发展的黄金时代再度出现，且规模更大。

四大道场兴起

此时，除佛光山外，另一具社会影响力的佛教系统，则是由释证严所领导的慈济功德会，也快速的扩张于解严前的10年。加上台湾北部的法鼓山教团和位于南投县的中台禅寺教团，都相继崛起于此时。因此，在第二阶段的最后10年，堪称台湾佛教传播发展史上的最高峰期。

可是台湾本土传统的斋教，在1949年后，由于面临被出家僧侣强烈批判为“非佛教”的尴尬窘境。情势所迫不得已纷纷转为“空门化”(亦即 “斋堂”大量改为“佛寺”，而“斋教徒”则大量落发受戒成为正式的“僧尼”)。所以，传统台湾的“斋教三派”教势，已如夕阳般式微。

另一方面，脱胎于传统斋教先天派的一贯道，则藉著结合儒家思想和入教的简易化，在台湾地区大大盛行起来，并成为仅次于佛教的大教派，其传教范围甚至逐渐扩散至全球各地。

1987年台湾宣布解严，并颁布“人民团体组织法”和开放到大陆探亲、观光，因而进入第三期的发展阶段。具有领导霸权“中国佛教会”，其长期独霸优势已崩解，传戒多元化和僧尼平权的强力诉求相继出现。此外，因两岸恢复交流，所以台湾佛教回流大陆，成了新的发展方向之一。

佛教思想的异化与冲突

总结台湾百年来的佛教演变，江灿腾表示，台湾佛教思想的异化与冲突，也一再出现于此时。其中尤以印顺法师倡导的“人间佛教”影响最深远，逐渐为知识份子所接纳。

除外，在佛教妇女戒律改革与环保方面，也取得重大的发展。同时知识份子对台湾佛教界出现诸多弊端的批判现象，也相继出现。因此，当代台湾的佛教界，正处于变革期和批判期。

而佛教界出家僧众，女性远多于男性的大趋势已然成形，女性所主导的台湾佛教，预计在未来不久将更告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