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讯)　在台湾社会确实是女性出家人比较多，这也算是非常奇特的。曾经也有记者调侃我们，用一些煽动性的语气说，这些人是不是因为失恋了，离婚太多、想不开、对现代社会环境不适应？我想如果问题这么单纯的话，那么男性为什么不增加？因为男性同样也面临这些问题。应该是说，在传统的两性关系中，对女性并不公平。传统家庭伦理，对于女性角色所担负的责任，向来也是倾向于偏高。以一个现代女性、比较有自主意识、受过比较好的教育来讲，不见得都愿意过这样子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女性有很多人出家，我倒不觉得是这些记者所调侃的问题，就我们每一个人的经验来看，大部分都还是女性的自觉。她们愿意摆脱家庭制度，愿意过非婚姻的生活。如果她有宗教信仰，她也愿意过这样的出家生活。其实大部分女众出家很多都是这样。

　　在僧团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表现，其实女众是很强的。女众不但担任各道场的基层工作，我们试看很多道场本来是男众道场，后来不得不变成男女都有，为什么呢？起先也许这个比丘确实要维持比丘道场的纯净，可是没有人帮他擦地板，没有人帮他煮饭菜，那厕所脏得要命，于是不知不觉，他也会乐意有一些女徒弟。所以基层工作大部分都是女众在担负，女众本身也比较有先天的母性倾向，很多信徒反而比较乐意接触比丘尼。

　　比丘在传统价值观中，不但存在着男性沙文主义，而且到了僧团以后，又端出很多男性戒律里面似是而非的观念。除非是谦和的、有自省能力有智慧的比丘，不然很多放不下身段，也容易让人不乐意亲近。所以女性在台湾佛教的崛起这绝对不是偶然。你试问很多信徒，他乐意接近女众的法师是为了什么？他们会感觉到女众比较可亲。

　　再者就是，女众在台湾佛教的权力机构之中并没有占很重要的地位。好像女众也不是很在乎这些事情，从来也不介意说佛教会的体系里面为什么女众分配名额不匀，为什么女众没有担任理事长之类的？这个可能不是她们所计较的范围。但是她们也并没有被严酷的箝制，就是因为佛教没有权力集中的中央教会机构，它不是金字塔型的。佛陀时代，每个地方的僧团有它内在的民主，僧团与僧团之间有互相的交流，但是僧团与僧团之间没有再结合成为更高的权力组织来统辖僧团与僧团。这样的松散组织一直沿袭到中国，等到中国因为有教难，比如说当时很多知识分子排斥佛教，想要征收庙产来做学校，很多的异教徒要侵犯佛教，政府的官员觊觎佛教的财产，这时候佛教为了自保才产生中国佛教会。

　　这种佛教会的结构，表面上是金字塔型，可是它权力不是由上而下的，它是由下而上的。所以这样的松散结构它没有直接指挥寺院，而让寺院必须照它这么做的权力。因此这样的结构也导致佛教，说难听是一盘散沙，说好听就是说比较有大家的自主空间。可是同样的，也比较没有内在的迫害，没有因为由上而下达的权力迫害。总是这样的权力结构如果太过集中到金字塔型的，它容易僵化、保守。僵化保守的体制经常都是先为既得利益去维护，或者既有的观念去维护它，很难去创新，接受新观念。

　　当我们看到原先佛教很多人羡慕天主教的组织严密、动员力强。但是现在，很多天主教的人，也许会羡慕我们佛教的女众出家有较高的地位。相反的，他们到现在还是为女性能不能晋铎或封牧在争吵不已。甚至于只要有哪个教会比较开明，想要让女性晋铎，就会立刻走掉很多教徒，说他要跑到另一个比较正统的，还在维持男性晋铎的教堂。可以看得出像金字塔型的结构它确实存在保守僵化的源头，佛教因为基本上是松散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女众叫法师没有什么不可以，男众叫法师，女众也一样叫法师。男众叫和尚、大和尚，女众叫和尚尼，并没有特别对女性有名谓上的排斥。

　　职位上有没有特殊排斥？没有特殊排斥！到现在中国会的权力结构并没有规定女性只能够怎么样，女性不可以担任理事长，它没有这样的规定。只是大家自然选出来的是男性而已，这里面其实也包括女性不太热衷权力。她不太热衷跑到权力中心担任最高领导者的职位。所以一般来讲权力斗争、权力倾轧，女性参与的人不多。也许女性她最多是说，因为都是在执事的局限中，局限了她的眼光，局限了她的心胸，所以有时候难免心胸狭隘、境界不能广远，老是在人际关系中打转，这个才是女众存在的问题。真正来讲，女性不喜欢参与权力斗争。所以大体来讲，女众在台湾社会或者教界中都比较有好感，有时候也是这个原因。这些女性因为没有婚姻的羁绊，再加上没有教团社会力的压抑，所以她的创造力显然是非常的强大。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女性在佛教中是女强人，她可以独当一面的建寺院、照顾信众、教导徒众、做一些其他的社会公益事业等等。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女性她没有受到这些外在的世俗规范箝制的时候，其实她表现出来的活力是很惊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