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的传承是指佛教文化的传播、流传、承袭、承继；佛教文化的创新则是指佛教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排除旧的，创立新的内容。传承与创新是佛教文化发展的两个基本样式。

问题的提出

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在理论上涉及坚持与发展、传统与现代、古代性与当代性、恒久性与时代性、原教义与新学说等重大问题，也触及佛教与社会、佛教与世俗、佛教与民族、佛教与地域等关系问题，需要教内外学者深入思考、探索和总结。

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在实践上涉及佛教文化如何面对、回应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新变化。当代这些矛盾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空前提高，而人的道德素养并未相应提升。在人与人（即人与他人、社会、民族等）的关系上，紧张、摩擦、冲突乃至局部地区的战争层出不穷。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气温上升、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危及着人类生存的安全。佛教文化如何为缓解人类上述三大矛盾提供积极的思想资源，在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上提供参照，是顺应历史而应该担当起来的重大的历史任务。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自觉反思佛教文化的研究，对佛教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认为，佛教文化研究，应当尊重佛教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从佛教文化的历史发展轨迹中探寻其发展样式，进而分析佛教文化的发展机制与发展途径等问题。在确立佛教文化发展样式的同时，我们还认为，传承与创新也是研究佛教文化的两个重要范式，即一方面历代佛教高僧、学者通过研究怎样传承和怎样创新以及传承与创新的实践活动，推进了佛教文化的发展；一方面前人对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实践又构成为后人研究的对象，通过对以往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研究，借以总结佛教文化演变发展的历程、特点和规律。佛教文化研究范式问题关系到佛教文化研究的学术视野、价值取向和探究方法，关系到对佛教文化的重要内涵、基本性质和本真精神的理解和阐释，关系到对中国佛教文化演变发展的历史评价和现实评价，关系到今后中国佛教文化发展的途径和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佛教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

从佛教的历史来看，它所走过的全部路径，它所经历的发展轨迹不外乎传承与创新。一部佛教文化发展史就是一部佛教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历史。

自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释迦牟尼在印度创立佛教以来，历经早期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和密教的历史演变。在这一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后面的佛教文化形态都对之前的佛教文化形态有所传承，同时又有所区别，即呈现出鲜明的创新特色。印度部派佛教对早期佛教的戒律和义理的分歧，大乘佛教对小乘佛教义理的开拓性发展，以及所谓“大乘非佛说”的争论，其实质都是如何认识、对待佛教的传承与创新的关系问题。

印度佛教创立后，逐渐向外传播。它北上深入中国内地，形成汉传佛教。又从尼泊尔北上，进入中国西藏地区，形成藏传佛教。印度佛教还传入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家和我国云南部分地区，形成南传佛教。

印度佛教向外传播的过程，如在中国，不仅是一个佛教文化传承的过程，而且也是程度不同地结合本土实际情况，进行佛教文化创新的过程。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内地以后，最初被视为方术的一种，随后又被玄学化，至隋唐时代，中国佛教创立了天台、华严、禅、净土等8个宗派。近代以来，又提出“人生佛教”、 “人间佛教”的理念。佛教在中国的流传是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即一方面传承印度佛教的基本义理、主要信仰和核心价值，一方面又不断创造出适应中国社会和大众信仰需要的理论学说和实践方法。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佛教文化既传承又创新的过程，是传承与创新的不断互动、相互推进的统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禅宗和人间佛教是汉传佛教的两个最大创新，对佛教的发展、前进产生了巨大作用。那种视禅宗和人间佛教非佛教的说法，实质上是否定佛教的创新与发展。

历史表明，传承与创新是佛教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是佛教历史长期演变的基本内涵；历史也表明，佛教文化的发展有两种样式：一种是佛教文化的传承延续，表现为渐进式的发展，一种是佛教文化的革故鼎新，表现为跃进式的发展。

佛教文化的发展样式之一：传承

佛教文化的传承内涵十分丰富，包括佛教义理、戒律、仪轨以及种种修持方式等，传承的方式多种多样，重要的如传译、讲习、传授、传心等，有的宗派还形成祖师传承系统。

佛教文化传承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在时间上承继，在空间上传播的过程，其实质是一个不断在历史和地域的传承中协调矛盾、平衡矛盾、克服矛盾的过程。佛教文化传承中所要面对解决的重要问题、矛盾、困难，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佛教文化在传承中与民族语言文字、民族性格、民族习俗等矛盾如何处理的问题；佛教文化面对历史演变、时代前进所带来的社会时节变化因素，如何调整传承的内容、形式、手段等问题；佛教文化在不同空间流传过程中，如何根据不同地域的不同自然条件、生活方式、固有文化，作出相应的调整问题；佛教文化如何根据社会上的不同人群，如统治者、知识精英和平民百姓的不同特点，分门别类进行有的放矢地传播的问题；面对某些佛教文化，尤其是佛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和渐趋消亡，如何抓紧抢救和保护，以及如何保护佛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的问题；面对文化多样性的社会现实，佛教文化如何既保持自身的特性，又与其他文化展开对话、交流的问题；面对整体“宗教生态”的复杂格局，佛教文化如何保持自身的传承，进而开拓前进的问题。

以上问题、矛盾、困难的解决，构成为佛教文化传承内容的基本方面。

佛教文化在佛教发源地印度传承约17个多世纪后被中断了，其内部和外部的原因都十分复杂。印度佛教文化在异国的传播过程中，有的被本土化了，有的则 “征服”了异地的固有文化，成为当地的主导文化。从佛教文化传承的整体而言，既有巨大的成功，也有惨痛的失败，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佛教文化的传承主要是核心内容的传承，即佛教文化传统的传承。佛教文化传承与佛教文化传统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动态概念，指佛教文化的流传承继，后者是指佛教文化的内在核心，核心信仰，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等。佛教文化传统构成佛教文化的核心力量，也是佛教文化传承的核心内容，所谓佛教文化传承，最根本的是传承佛教文化传统。

传统具有多重性。佛教文化传统是保持佛教文化的本色和特征的关键性的稳定因素，同时又具有保守性、惰性，会阻碍佛教文化的向前发展。佛教文化传统也具有变迁性、开放性，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转化，不断创新。传统既需要积极地保存、发扬，也需要积极地更新、创造。

佛教文化的发展样式之二：创新

创新是佛教文化发展的本质要求。佛教在广大信徒修持实践中高扬“依法不依人”的原则，把佛法、真理的权威置于个人权威之上，体现了以追求真理为皈依的精神。佛教在弘扬佛法方面，提倡“如理如法”和“契时契机”相结合的原则，即一方面要求符合佛法、真理，一方面又要求契合时代特点和传教对象的具体条件，并把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精神。求真是创新的动力，理论与实际结合是创新的途径。佛教上述两项原则不仅表明创新是佛教文化发展的内在的本质要求，也为佛教文化创新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创新是佛教文化发展的最重要标志。佛教文化是开放的动态体系，它的发展表现为传承，又表现为创新，传承与创新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在佛教文化发展中，创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创新有助于排除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积弊，有助于改良、完善和丰富佛教文化的内涵，有助于佛教文化的发展、提高。佛教2500 多年漫长的历史表明，它之所以能保持活力、生命力，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自身的不断创新。佛教文化要生生不息，关键在于新的创造。

佛教文化的创新主要源自社会历史的变化，时代的前进和相应的人的精神需求的变化。这些变化要求佛教文化作出积极回应，提出符合时代需要和人性需求的主张、见解。这也就是说，佛教文化创新的根源在于历史与现实、传承与“现代性”的矛盾。历代佛教领袖、代表人物深入体察、充分了解社会矛盾的表现和特点，进而在弘扬佛法的理论与修持实践两方面作出新的论述、反应，构成为历代佛教文化创新的历史背景和时代内容。

佛教文化创新的内容，包括了新派别的形成，义理学说的创新，仪轨制度的调整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义理学说的创新，因为义理学说影响佛教的仪轨制度建设和信徒修持实践，具有影响全局的主导意义。佛教文化创新的类型多种多样，基本类型有原始创新、模仿创新和综合创新等，其中博采众长并经过创造性转化而形成的新综合体的综合创新尤为重要。我们认为，一个真正的佛教领袖、代表人物应当从社会实际出发，对佛教文化传统里的有生机的质素加以抉择、诠释、提升和阐扬，以适应弘扬佛法的新需要，推动弘扬佛法事业的新发展。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后人是否拥有对佛法的解释权的问题，我们认为，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当然解释者的态度应当是严肃的、慎重的，解释的内容应该是符合佛法核心精神，合乎逻辑的，其结果是有利于佛教弘法事业的。

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后人创新的学说、派别是否还是佛教呢？这里有一个判别佛教的标准问题。我们认为，释迦牟尼提出的缘起说和苦、集、灭、道“四谛”说是佛教的基本理论、主要信仰与核心价值，凡是佛教界人士的阐释符合这一核心思想、核心传统的，都是对佛教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那种以佛教一定时期的理论为唯一的绝对的标尺，否定后来的学说，排斥后人的发展，是不可取的，是影响佛教的开拓，妨碍佛教的发展的。至于断章取义，歪曲佛教核心信仰与价值，摘取佛教术语、名词、字句，宣扬另一类思想，借以达到另一种目的的，则自然是非佛教，乃至反佛教的了。

由上似乎也可初步确立佛教文化创新的基本尺度：一是符合佛教的核心信仰价值；二是能够结合时代特点，适应、满足人们的信仰需要；三是有助于推动佛教的向前发展。

佛教文化如何创新呢？我们认为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佛教本土化。在中国，所谓佛教本土化也就是佛教中国化。印度佛教在中国流传过程中，逐渐与中国实际相适应、相结合，受到中国社会环境的影响和改造，使佛教打上了中国社会的深刻烙印，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的特征，具有中国文化的品格和特质，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独特精神和风貌。也就是说，佛教在中国既继承又改造、发展了印度佛教，在发展印度佛教过程中创造出了中国佛教。佛教中国化的途径和内容，重要的是展现为佛教义理、佛教神灵信仰结构、佛教伦理道德、佛教文学艺术以及佛教制度、教仪和生活5个方面的中国化。佛教中国化是整个佛教发展史上最重大的创新成果。

佛教文化创新的实质主要不在于某些佛教文化具体内容的变化，而在于佛教文化传统的转化。这里我们要着重强调的是，我们讲的佛教文化传统的转化，不是简单否定佛教传统，更不是彻底否定佛教传统，而是在佛教传统的内核、精神的基础上作出新诠释、新发挥，是在佛教传统内部依靠其积极方面去转化其消极方面。这种转化在内容上是富有创造性的，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这种转化工作是为了佛教不断扬弃传统中的消极因素，强固传统中的积极因素，为传统增添新的积极成分，从而推动佛教文化传统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发展。

传承与创新的良性互动

传承与创新不是绝对对立、互相排斥的关系，而是对立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传承对创新的推动。首先，传承为创新提供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创新不是随心所欲的，不是在创新者主观选定的条件下，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以往传承下来的客观条件下进行的。其次，传承为创新提供“问题意识”。凡传承中遇到的问题、困难、障碍，或传承中取得成功的心得、体会、经验，都足以构成问题意识，为创新提出新课题，推动创新的开展。再次，传承为创新提供内在的积极因素。佛教文化创新的一条基本途径是，凸现佛教文化内部的某种积极因素，并加以阐发，使之成为佛教文化的主流或主流之一。

创新对传承的推动。第一，创新丰富了佛教文化的内涵，为传承提供新内容，使佛教文化传承生动活泼、永不停止。第二，创新适应了不同地区的信徒、群众的需要，创新把佛教文化推向广大的地域，扩大了佛教文化传承的范围，加大佛教文化的影响。第三，创新为佛教文化传承不被中断、终止，始终保持传承的生命力提供有力的支撑乃至保证。

传承与创新的对立统一关系，要求在佛教文化发展进程中，展开两者的良性互动，建立彼此良性互动的模式。这也就是要求把传承与创新统一起来，在传承中创新，又以创新推进传承。由此也可以进一步说，要把坚持佛教文化与发展佛教文化，维护佛教文化传统与转化佛教文化传统统一起来，在坚持中发展，以发展强化坚持，在维护中转化，以转化延续传统。

实现的关键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传承人和创新人是实现佛教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核心因素，也就是说，把握佛教文化发展的样式，实现佛教文化的发展，关键是人，是佛教信徒，尤其是佛教领袖、代表人物。

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实践者，除了要具备佛学素养和修持经验以外，还需要有两个自觉，一是佛教文化的传承自觉，二是佛教文化的创新自觉。这两个自觉也可谓是“角色意识”。为了提升这两个自觉，增强角色意识，我们认为以下几方面是值得注意的：

其一，深入把握佛教文化的本质。佛教文化归根结底是佛教信徒解脱烦恼、痛苦的信仰实践文化，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性构成佛教文化的质的规定性。也就是说，佛教文化不是僵死一成不变的体系，而是一种改变人们社会生活同时又受社会生活改变的动态开放的体系。佛教文化与时代具有天然的无法割断的联系，只有结合时代的特点和需要，佛教文化才能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其二，坚持以现实问题为核心。在传承与创新佛教文化的实践中，“问题意识”具有重要意义，但问题意识关注的不只是永恒的、普世性的问题，尤其要关注的是当代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现实问题。能否回应现实问题，是佛教文化是否具有生命力、能否继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其三，多在“两个结合”上下功夫。做好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一个重要而有效的方法是做好“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两件大事。也就是一要应用佛教的基本理论，如缘起、因果、平等、慈悲、中道、圆融等，来分析社会实际状况，研究社会问题、矛盾，回应社会的呼声，进而提升社会品质，改善社会环境。二要应用佛教理论的基本原理，去总结佛教信徒的群众性的实践经验，把某些有益于佛教和社会的发展的成功经验，提升为新鲜的佛教理论，再反过来用以指导广大信徒的实践，从而推动佛教文化的发展，推动佛教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