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区域性多元宗教文化之融合
在当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大背景下，藏族地区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迁。主要是以市场经济拉动了藏区社会的全面发展，同时，生态旅游又成为许多藏族地区的支柱产业。因此，围绕经济建设或旅游业发展而掀起的文化创新活动，使藏族传统文化面临史无前例的挑战与机遇。以阿坝州部分藏族地区为例，可以看出藏族地区古老的传统文明，开始借助于当代科学技术或物质文明，以脱胎换骨式地在发展演进。以下案例将要阐述当代藏区社会变迁中的区域性多元宗教文化融合的实情。
（一）黄龙景区与多元宗教文化
黄龙景区是松潘县境内融自然环境与宗教文化为一体的一大独具魅力的名胜风景区，过去在景区内有3座寺庙，即前寺、中寺和后寺。现在中寺和后寺已经修复，成为黄龙风景区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个宗教文化景点，并向游客全面开放。据说黄龙中寺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修复开放，于2003年又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其外部建筑采用了藏传佛教寺院的形制，大门两边竖立着四大天王；而内部以汉传佛教的布置，大堂中间供奉三世佛塑像，两边则是十八位罗汉塑像；而墙面又是藏传佛教壁画，可都是清一色的文殊菩萨像。特别有趣的是围绕寺院转经时又要遵循苯波教的逆时针方向转经的习惯。至今寺院内还没有专业神职人员（僧人），据说这是黄龙景区的规则。寺院门口有一位工作人员在卖香，据说每月只获得多则七百元、少则几十元的收入；在寺内三世佛像前置一功德箱，据说到年末只打开一次，但不知每年收到多少功德金。
实际上，黄龙中寺是一座融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苯波教为一炉（体）的混合性寺院。它充分考虑到了有着不同信仰文化背景的游客到此旅游的宗教心理需求，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迎合了周围当地居民的不同信仰习俗，更体现了松潘县多民族杂居或多元一体的区域性文化特色。
黄龙后寺位于五彩池，从现状或直觉的角度看，酷似一座道观，不仅只有一位道士在接待信众或游客，而且其内部的塑像绝大多数也属于道教神像。当然，庙宇内塑有一尊观世音（男性）像以示佛教的存在，只是里面没有看到特定的神像代表儒教。值得提出的是，在每年的农历6月13日开始举行黄龙庙会，在此期间有许多百姓喜欢涌向后寺磕头拜神，许愿保平安。事实上，黄龙后寺在民间已成为一座融儒释道三教为一体的综合性庙宇，在广大信教群众的心目中具有独特的宗教地位，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断言，黄龙后寺已经演变成为一座超越民族或文化界限的多元民族共同信奉的民间宗教圣殿。
（二）神崇拜与民间庙会
神山崇拜是藏族地区普遍盛行的一种民间宗教信仰形式，并具有自己鲜明的文化特质。笔者于2004年7月在松潘县作田野调研时，走访了川主寺的一位老僧，他叫南喀泰，现年74岁，是一名经过新旧社会并具有丰富阅历的苯波教僧人，因而对当地的宗教文化和民间信仰比较熟悉。据他讲：当地的藏族居民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崇拜神山、祭祀神山和围绕神山周转朝圣的民间信仰习俗。该地区最崇尚、最神圣的大神山叫“夏东日”（Sha rDung Ri）神山（GnasRi），意为位于东方的白海螺似的圣山。这座神山正好位于今松潘县黄龙风景区。就一般而言，藏族百姓崇拜的神山大都为拟人化的神山，所以，“夏东日”神山，也不例外，他身为武将形象，肤色呈白色，坐骑为白马。实际上，“夏东日”神山是一座终年积雪的白皑皑的雪山，故目前在汉语中称其为 “翡翠雪山”。按照传统惯例，藏族居民在每年藏历虎月（指秋季月份）里都要去转神山，神山有两条转经路，即外转经路和内转经路。徒步走外传经路需要7天，而走捷径内转经路需要2、3天时间。为何转神山选择虎月？则有其道理，如是冬天积雪封山，道路不畅，而选择仲夏，又是毒蛇出没的季节，行走不安全，故人们选择秋季的虎月，正好该月的13、14、15日又是黄龙庙会时间。藏语中称黄龙庙会为“金海喜宴”（Gser Mtsho Ston Mo）。所以，许多藏族信徒将转神山与参与庙会的时间不谋而合，从而达到一举两得的效果，既转神山，又观庙会。可以认为，神山崇拜与黄龙庙会原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民间宗教文化习俗，可在黄龙景区将两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相得益彰，并成为不同民族信教群众共享的宗教文化资源。
（三）多民族与单一宗教信仰
据松潘县民宗局工作人员的介绍，全县共有3l座（处）宗教场所，其中19座寺院、11座清真寺和l座道观。而19座寺院中分别有13座苯波教寺院、 3座格鲁派寺院、2座宁玛派寺院、1座萨迦派寺院。从数字上可以看出，松潘县藏族居民的宗教信仰有别于其他藏族地区，如这里的藏族信众以信仰苯波教为主、藏传佛教为辅，同时兼顾民间信仰。因此，苯波教寺院分布面较广，其中著名寺院有尕麦寺（或称卡梅寺，又名小西天）、山巴寺、川主寺（又名杨巴寺或扎西雍仲寺）和宁坡寺等；3座格鲁派寺院分别为若尔盖寺（位于若尔盖乡）、小宝（肖包）寺（位于安宏乡）和“后寺”（位于牟尼沟乡）。此外，值得指出的是，2座宁玛派寺院中又有l座具有特色的寺院，即隆安塘寺（俗名多嘛呢，Rdo Ma Ni）。这座寺院位于岷江乡境内，在周边地区具有一定的宗教影响，尤其是供养该寺的信教群众由藏族、羌族和汉族几个民族构成，并形成多民族共同信奉藏传佛教宁玛派的区域性和谐宗教信仰氛围。
目前，隆安塘寺大约有12名僧人，其中没有年轻的出家僧人，大多是年龄在70、80岁的藏族老僧。据说，隆安塘寺的僧人在过去的历史上曾是百分之百去寺院过纯粹宗教生活的出家僧人，而现在只有60％的僧人才去寺院过宗教生活，其余僧人平时都在自家居住，完全演变为在家过世俗生活的居士僧。
至于隆安塘寺在周边地区产生的宗教影响，主要在于它的一年一度的庙会。该寺在每年农历6月15日举办隆安塘庙会，在庙会上几个民族分工明确，如汉族信众负责后勤工作，藏族僧人操办宗教仪式，以藏语诵经，而羌族信众作为纯粹的信仰者来参与各项活动。实际上，隆安塘寺是一座由汉族信众在经济上扶持、藏族僧人主持宗教活动的古老宁玛派寺院。据说，近年来香港商人捐资50万人民币修建一座佛塔，称“大白塔”，而在教法传承上又与色达县境内的五明佛学院建立法脉关系。
（四）苯波教与藏传佛教
根据实地考察，松潘县境内的藏族百姓主要信奉苯波教，但同时不排除对藏传佛教的信仰。以阿东乡（Aa Steng Yul，即大寨乡）地区的宗教信仰为例，这里的藏族百姓在宗教信仰上不分宗教派别，他们将苯波教、藏传佛教格鲁派和宁玛派等多种宗教或派别作为共同的宗教信仰对象，并在社区内形成一种和谐的宗教信仰习俗。而这种和谐的宗教信仰氛围主要反映在人去世后举行的丧葬仪式上，如家境条件较好的村民家如有人去世，既邀请苯波教僧人举行丧葬仪式，又迎请藏传佛教各派僧人念经超度亡灵。只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僧人一般习惯在各自的寺院里为亡灵念经超度，如果需要到家中举行法事，也最多派遣10人以内的僧人，而苯波教和宁玛派僧人更倾向于到村民家中念经或举行各种法事活动。然而，该地区宁玛派居士僧人数不多，最多能凑够10人左右：唯独苯波教寺院可以派遣大批僧人到人家举行宗教活动。因此，许多有条件的人家喜欢邀请大批苯教教僧人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宗教活动或丧葬仪式。比如，僧人达到70～100人左右，许多法事活动尤其是丧葬仪式可以在一天之内结束。为此，这一带的藏族百姓如家中有人去世，大多数倾向在一天之内完成丧葬仪式，为此他们将雇佣大卡车接送僧人。反之没有条件邀请众多僧人，假如只能邀请到5名僧人，就要在家中念经3x7=21天，或者7x7=49天，才能完成超度亡灵的一切法事程序。僧人在村民人家念经时，主人应向僧众免费提供食宿，如每天除供茶外，到中午向每人布施一块饼子，在傍晚供应一顿晚饭。同时，每位僧人一天可得到20元的宗教服务报酬。
另外，这一地区的苯波教寺院与藏传佛教寺院在外观上极其相似，几乎分辨不出是那派寺院。比如，川主寺（Gtso Tshang Dgon）是一座历史悠久的苯波教寺院，位于松潘县川主寺镇西侧，与城镇连为一体，仅从外观形制上看去，酷似一座藏传佛教寺院，经堂大门外的墙壁上绘有四大天王和护法神，以及围绕大经堂外墙四周还设立嘛呢转经筒；尤其在大经堂顶上镶有法轮和双鹿，这显然是藏传佛教寺院的主要标志，在其它藏区的苯波教寺院的大经堂顶上很难见到如此的法轮和双鹿。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外人从外观上区分苯波教寺院与藏传佛教寺院，主要以大经堂顶上有无法轮和双鹿这一标志来判断。
（五）小结
通过以上四个案例的描述与分析，我们对松潘地区藏族百姓的宗教信仰状况有一个大致的宏观把握和较为深层的微观了解。在此基础上还可作进一步讨论和归纳：
从第一个案例即黄龙景区与多元宗教文化中可以看出，黄龙景区在旅游业蓬勃发展的推动下已搭建了一个多元宗教文化共荣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无论是藏传佛教、苯波教，还是汉传佛教都成为一个团队里的不同演员或角色，他们的共同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信教群众和更好地服务大众游客。因为信教群众中既有藏传佛教信徒、苯波教信徒，又有汉传佛教信徒，同时，大众游客也是多元民族构成的，他们的文化爱好和宗教信仰呈现多种多样。有了如此的前提诸如自然环境、历史背景、客观条件和文化基础，才使多元宗教文化融合在一起，形成多元一体的文化新格局。
从第二个案例即神山崇拜与民间庙会中不难理解，神山崇拜虽然是藏族人特有的一种民间信仰现象，但是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形式完全可以同其他民间文化交流、互补甚至融合。比如，神山崇拜与民间庙会之间的关系，在黄龙景区已经找到相互交融的途径或模式。当然，这种文化交融的途径或模式需要客观条件和主观理念，如“夏东日”神山是黄龙景区的主要自然景观之一，而举行庙会的中心“后寺”又是黄龙景区的主要宗教文化景观之一。同时，黄龙庙会中既有汉族民间文化的浓浓氛围，又有藏族宗教文化的淡淡清香。因此，神山崇拜与黄龙庙会在黄龙景区不仅相互交融，而且共同建构了多元一体的民间文化格局。诸如从庙会中心的后寺前面延伸的“夏东日”神山的转经山路，山路边绵延不断、迎风飘扬的彩色经幡，以及转山信众光顾后寺烧香拜神的情景，都在印证多元文化的整合重新孕育了一个不分民族的区域群体文化模式。
从第三个案例即多民族与单一宗教信仰中能够阐述一些道理。譬如，宗教信仰上的和谐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区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友爱和互助互利等诸多人类社会进步发展方面可发挥积极作用。以世界范围内来看，虽然有不少多民族共同信仰单一宗教的实例，但是多民族居住在一个狭小的社区或区域内共同信仰一个教派的情况，在当前国内外鲜为人知。而上述个案中的隆安塘寺以及藏族、汉族和羌族三个不同民族不约而同地共同信仰藏传佛教宁玛派，从而营造了和谐社区的案例，确实印证了和谐宗教信仰在多民族杂居地区的和谐社区建设中具有的重要作用。
从第四个案例即苯波教与藏传佛教中不难发现，松潘县境内的各宗派之间不但没有矛盾，而且关系格外融洽。比如，松潘县山巴乡村民百姓的宗教信仰对象应该是苯波教，因为其村庙便是山巴寺，而该寺是一座苯波教寺院，但是他们不排斥其他宗派。正如山巴村村长的阐述：我们这里的老百姓在宗教信仰上不分格鲁派和苯波教，都一视同仁，在老百姓的眼里两派除了转经的方向不同之外，其它方面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凸显的差异性。所以，无论苯波教还是藏传佛教各宗派，它们之间没有宗派上的排他性，都在同一块热土上生成发展，共同为供养和布施它们的信教群众提供周到的宗教服务。例如，这一地区的藏族百姓家里如有人去世，该家既要请卡亚寺（延云村）的苯波教僧人到家中念经，又要请若尔盖寺（1936年红军在此开会）的格鲁派僧人前来超度。其唯一的不同只是不在同一的时间，而是先后分别邀请。实际上，这里的信教群众没有严格区分宗教派别的思想观念，无论那派寺院举行宗教活动或节日庆典，大家都要去参与或朝拜。可以断言，各宗派之间的融洽与信教群众无宗教派别观念是一种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二、同源文化基点上的宗教信仰认同
从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来看，既有同一文化背景的单一民族信仰不同的宗教，又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多民族信仰同源的一种宗教。这在各民族的文化交往中尤其在宗教信仰方面形成既有排斥又有认同的错综复杂的局面。而藏汉民族在主流宗教信仰方面有着相同的文化历史渊源，在历史上两族大多老百姓都信仰源于古印度的佛教。由此，两个民族的百姓在历次经济文化交往中没有任何文化心理上的不适或障碍，直至今日佛教文化仍然成为藏汉民族之间加强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仅从宗教信仰的角度看，藏汉民族通过佛教文化上的历史渊源关系，在宗教信仰特别在佛教信仰方面，将两个民族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从而形成强烈的宗教信仰上的认同感。这在以下案例中可以得到具有实证意义的阐述。
（一）龙康村村民的宗教信仰
龙康村是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漳扎镇下属的一座藏族村落，位于距九寨沟旅游风景区不远的下游沟口，全村约120户，417人。由于近年来随着九寨沟旅游业的蓬勃发展，现今的龙康村已成为一座小有名气的富裕村镇。
笔者在该村采访的第一户农家主人叫拉秀杰，男，26岁（2004年），全家三代7口人都住在一起：即主人的父母老俩口以及姐姐、妹妹、妻子和小孩。另外，有一位大姐（35岁）和哥哥（33岁）早已出嫁或成家另立门户。
据主人讲，他们家自过去至现在一直是龙康村内经济条件较差的一户农家。由于过去受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兄弟姐妹都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甚至女孩们皆未能上学读书。而哥哥只上到小学就放弃学业，开始务农生产劳动；我（拉秀杰）上到初一也辍学了。目前，家庭成员中学历最高的是拉秀杰的妻子，初中毕业，她是县城（九寨沟县）里的人。然而，现在拉秀杰妻子的主要工作则是在家做饭和看孩子。
该家原先共有30多亩地，政府自2000年开始落实退耕还林还草政策，至2003年结束，现在龙康村村民家家没有任何农田，全靠国家向农户每亩地补贴260斤的粮食生活。据传说这一政策只连续5年。之后，农民需要自谋出路或生活自理。与此同时，国家为每亩地付10元作为报酬，让每家每户承担植树或种草任务。
当前，拉秀杰一家的主要创收者是他姐姐，她是一位九寨沟旅游线上的包包组成员，在旅游车上销售工艺品（纪念品），每年净挣3、4万元；妹妹近几年才开始跟姐姐学习在旅游车上卖工艺品，每年净挣3、4千元；而拉玛秀自己有一辆私家卡车，随意搞运输，主要在工地上拉沙子或石头，每年净挣1万多元。
可以说，龙康村已经从一个山区农民村落发展演变成为一座新型的高原小城镇，使昔日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身份一下改变为城镇居民，无论从他们的房屋结构还是其生活方式，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拉秀杰一家在2003年开支10万元（主要是老父亲多年积攒的积蓄），重新改建完成了一幢二层小洋楼，共有八间房子。各个房间内的布置或摆设也同城里的居民没有两样。
值得说明的是，农村变为小城镇后，村民的开支也随之大大增加。除了粮食由政府按量补发外，其余生活日用品全由自己花钱买。据拉秀杰讲，他们一家将每年的收入几乎在当年被消费花光。
至于龙康村村民的宗教信仰状况，根据采访和观察，这里的宗教信仰主要体现或反映在老年人身上，因为老年人这一社会群体在龙康村已成为宗教信仰者中的一支主力军。也就是说，由于老年村民基本上告别了繁忙的劳动第一线，使他们有了更多的并且可以自由支配的活动时空，其中宗教信仰活动成为选择的主要对象。当然，这在藏族地区的老年人中也算是一种极为平常而又十分自然的传统生活习俗。因为藏民族几乎全民信仰宗教，每个人的宗教信仰在不同的时空和条件下都会得以具体的显露或体现出来，只是在不同的阶层、年龄、职业、性别中表现的方式、途径和时间各异而已。譬如，拉秀杰的父亲原先是村干部，懂汉语，自从退耕还林还草之后，父母俩没有任何工作可做，在家里安度晚年，可他们在家里闲不住，因而外出转神山或到寺院拜佛成为他们晚年的生活主旋律或主要日常活动。如每月 15日他们要么到寺院拜佛，要么去转神山，时而还要远足松潘县境内的尕麦寺附近的恰德神山（ByaDe）转山朝圣。而他们平时常去的地方是距离龙康村最近的扎如寺（苯波教）和附近的神山。这里的村民平时去寺院拜佛不用放布施（钱），只是在每年3月15日举行的“嘛智”（MaTh）大法会期间，人们才按照传统惯例放布施（供养钱），每人一般供放10元钱左右，主要遵循各自的经济条件和心愿行使，没有任何的条条框框。此外，如果到某神山转山朝圣，除了在吉日或偶尔供奉价值4、5元钱的经幡外，百姓在每一次或经常性的转山朝圣时不需要花费一针一线，而且平时转神山没有任何需要特别注意或举行的宗教礼节。所以，神山崇拜在藏族地区成为一种经久不衰、人人喜欢参与的极为盛行的民间信仰现象。
此外，据龙康村另一家名叫杨俊杰（藏族）的被采访者讲，他今年35岁（2004年），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条件在龙康村属于中上等水平。家中的父母都有工资，父亲每月9百元，母亲每月6百元，妹妹（18岁）每年大约挣到1万元。在宗教信仰方面，按着龙康村的传统，必须去一趟西藏拉萨和四川峨眉山朝拜。过去交通很不方便，去拉萨几乎是徒步，身体好的来回也要花费4年时光，如身体较差其来回需用7年时间；甚至去峨眉山一趟也要花几个月。尤其对我们这儿的出家僧尼的要求更加苛刻，以至于难以实现，如有一种不成文的民间习俗：不到西藏取经和峨眉山拜佛，在社会上不能认可为一名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出家僧尼。当然，在过去（1949年前），由于去西藏拉萨的路程太远，绝大多数人始终不能如愿以偿。因此。一般老百姓只能实现去一趟峨眉山拜佛的愿望。杨俊杰接着说：现在交通极为方便，就去年（2003年）一年内，他三次上峨眉山拜佛；今年上半年（2004年8月前），他已经二次登峨眉山拜佛。现在去峨眉山拜佛已是一件很容易实现的事情，他的最大的愿望就是不久的将来去一趟西藏拉萨朝圣取经。
可以看出，除了老年人经常性的到附近的神山或寺院转经或朝拜外，村镇里的青壮年一旦条件具备就喜欢去远方的佛教名山圣地朝拜，或去峨眉山朝佛或赴拉萨取经。这也是龙康村藏族村民代代相传的一种不成文的宗教信仰习俗，在他们的短暂人生历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树正村居士的宗教生活
树正村既是九寨沟县漳扎镇辖属的一座自然村落，又是九寨沟风景区内九个世居藏族古老寨子之一，而且是九个寨子中最大的或具有中心地位的寨子，也是一座具有典型意义的高原村落。目前，这里的村民的社会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九寨沟景区于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1992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目录，随之旅游业繁荣、经济发展，尤其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准进一步提高。譬如，由九寨沟管理局解决景区内农户的生活问题，向老年人发放居民生活保障金，给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或安排工作。所以，九寨沟景区寨子内的村民既不能耕种农田或蔬菜，也不可圈养包括鸡鸭在内的任何家畜，而他们完全过上了如同城镇居民般的现代意义上的新生活。
笔者在树正村被采访的村民叫班曾泰（dpal Vdzin Tar），属龙，年65岁（2004年），是一位苯波教在家居士僧，现任扎如寺副主任。全家6口人，妻子、儿子、儿媳妇、女儿和孙子。班曾泰一家的居住条件优越，于2001年在原住址盖了一栋新房，即三层藏式小楼，当时只花了2万元，现在其价值在30万元左右。平时在家里只有班曾泰的老伴拉果（Lha Go）和小孙子二人，其它成员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地工作着。拉果今年已经7l岁（2004年），比班曾泰大6岁，但显得很健康、安祥和自在。据拉果本人讲：过去干农活一年四季忙个不停，而且生活很艰苦，现在没有任何农活可干，不仅自由自在，而且各方面的条件又好，感觉很幸福。
根据采访，班曾泰作为一名在家居士僧，又与这里的普通村民有所不同，具有宗教职业者身份。他在自家营造了浓烈的宗教氛围，如佛龛里供奉着许多苯波教神佛像以及不少苯波教经典，其中还有珍贵的当地的神山志。据班曾泰本人讲：他从9岁开始学习藏文，ll岁去寺院出家当了一名僧人，19岁时寺院被废除，所有僧人还俗回家，从事务农过俗家生活，直至改革开放、落实宗教政策。20世纪80年代，班曾泰又重新恢复自己的宗教职业身份，开始信仰宗教或从事宗教工作。他曾去西藏林芝地区朝圣那里的著名苯日神山，这是苯波教徒的一大宿愿，因为苯日神山在苯波教中是一座最神圣的大神山，苯波教信徒只要条件许可，人人都想往前去朝圣。
此外，树正村作为九寨沟最大的寨子，过去在寨子前坐落着一座苯波教大白塔，在文革期间被毁，20世纪80年代又重新修复，后来随着旅游业的兴旺发达，在大白塔左右又新建了8座白塔，共9座塔一字排列。它不仅象征着九寨沟景区内的九个世居藏族寨子，而且已成为九寨沟景区内的一处很有吸引力的宗教文化景点，许多游客在此烧香拜佛和拍照留影。据观察，班曾泰作为一名宗教职业者，在这里为游客举行简单的宗教仪式，以满足游客的宗教心理需求。同时，班曾泰本人也会在信众或游客那里得到宗教服务上的少许报酬。
简而言之，在宗教信仰方面，树正村村民也同龙康村村民一样几乎全民信仰宗教。比如，这里的村民或居民既信仰苯波教又崇拜神山；与此同时，他们不仅信仰藏传佛教，而且信奉汉传佛教。而班曾泰作为一名苯波教在家居士僧，在他身上更体现树正村村民的宗教信仰状况，这就是以苯波教为主要信仰对象，同时兼顾其它宗教信仰。可以认为，班曾泰既是广大信教群众中的一员，又是一位从事宗教职业者，因而他具有宗教信仰者和宗教职业者双重身份。
（三）小结
通过以上对龙康村和树正村两个案例的描述和分析，不难发见两村在退耕还林还草等生产方式和经济体制的大变革下，逐步告别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开始适应具有现代意义的城镇居民生活。这对于龙康村和树正村的藏族村民来说，不仅在他们的生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而且需要面对或适应全新的来自市场经济方面的各种挑战。也就是说，龙康村和树正村的传统社会结构或生活模式正在打破，而新的城镇文明或现代生活开始萌生。这些深层变革，对于藏区农牧民来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和崭新而陌生的生活体验或经历。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藏区农牧民的传统生产或生活方式正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强大冲击下发生根本性转变。
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日益繁荣，尤其是西部大开发中首先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人们外出交通十分便利。同时，由于推行市场经济体制，广大藏族百姓不但可以支配自己的作息时空，也大大提高了劳动报酬、增长了经济收入，平时手头不缺零花钱。因此，人们在物质生活上得以满足之后，开始注重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譬如，龙康村和树正村村民一有空闲时间就去成都买东西、到峨眉山拜佛，甚至前往拉萨取经。可以说，这是他们开阔眼界、愉悦精神和满足心灵的主要活动。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龙康村和树正村村民在宗教信仰方面已形成多元宗教信仰格局，并呈现多元一体的村落或社区文化现象。
首先，从龙康村村民的宗教信仰状况来看，神山崇拜和苯波教信仰，是村民宗教信仰的主要对象，尤其在老年人身上显得格外突出。正如个案中所描述的情况，在村民中热衷于宗教信仰者大多为老年人。由于龙康村附近既有地方性神山，又有属于本村落的苯波教寺院，这给老年人经常性的宗教信仰活动创造了十分便利的客观条件。所以，神山圣地和苯波教自然成为老年人所信仰的主要对象，而且民间信仰与苯波教之间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同源关系，这又给老年人在两者之间自由地交叉信仰提供了历史传统依据，并在意识形态或文化观念上更易于产生强烈的认同感。
其次，从树正村在家居士班曾泰的宗教信仰状况来看，他具有双重身份，既要自己修习苯波教的教法仪轨，又要为广大信教群众在宗教上周到服务。因此，班曾泰无论在自身的装束上还是在居家的摆设上，都与普通百姓有着明显的区别，并在村落居民中具有浓烈的宗教身份或氛围。譬如，班曾泰的日常工作是在自家修习苯波教和到村边九座白塔前举行简单的宗教仪式，向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或信众提供宗教服务，且时而有本村人请他上门念经祈祷；同时，又要定期去寺院参加集体宗教活动。因为九寨沟景区内有一座叫扎如寺（Ra Po DgonPa）的苯波教寺院，据说最初由苯波教高僧农迥额钦（Snong Sgyung Bsngan Chen）创建，文革期间被毁，20世纪80年代又重新修复，现有50名僧人，而寺院常住僧人只有20位。每年有几次法定的宗教活动，即1月3～5日的“ 念麦喜饶坚赞”（苯波教著名高僧）纪念日；4月8～16日的“嘛智”（Ma Ti，八字真言）法会；9月7～9日的“格朵”（Dgu Gtor，抛食）法会。全体僧人在法会期间必须到寺院共同举行宗教仪式，每位僧人每天有30元的津贴（宗教报酬）。而班曾泰是扎如寺的原籍僧人，他虽然不必常住寺院，但是一定要参与每年举行的三次法会。所以，班曾泰作为一名在家居士僧，他兼顾出世的宗教神圣性和入世的家庭世俗性，这种一人扮演双重角色或身份的居士僧在树正村百姓中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最后，从青壮年村民的宗教信仰状况来看，无论是龙康村还是树正村的青壮年村民，他们在宗教信仰方面表现出时断时续、随意性较强的特点。也就是说，青壮年村民的宗教信仰在时间上具有间断性，甚至带有偶然性。如年轻人在一年中仅一次或数次去寺院或转神山便成为他们的主要宗教信仰行为。过去，绝大多数老百姓每年都要去三次扎如寺参加三大宗教活动，现在许多青壮年只在“嘛智”法会期间去一趟寺院礼拜，其余二次小型法会很少参加，只有那些休闲的老年人方前往参与所有宗教活动。
值得提出的是，龙康村和树正村村民尤其是青壮年将前往峨眉山拜佛作为一年或一生中很重要的一项宗教信仰举措。这一现象说明了峨眉山在龙康村和树正村村民的心目中已成为神圣的宗教信仰对象。峨眉山作为中国内地的四大佛山之一，不仅从一个侧面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中国汉传佛教的文化、建筑和艺术的发展历程，而且还真实地记录了汉族同各兄弟民族以及海外人士的友好往来。同时，峨眉山在藏传佛教中亦有一定的宗教影响力。譬如，峨眉山在藏传佛教信徒的心目中仅次于五台山而具有崇高的宗教地位。这主要得益于普贤菩萨在藏传佛教中享有的神圣性地位，因而峨眉山作为普贤菩萨的道场很自然地在藏族地区广为流传，特别在藏族民间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并产生极为深刻的宗教影响。故近现代以来去峨眉山朝拜的藏族僧俗信徒从未间断。
三、结束语
可以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已经获得永恒的健全性，而在历史进程中不断适应时代发展或圆满解决当下人类问题而主动、积极和宽容地吸纳其它不同文化的元素或成分，从而建构新的人类文明与和谐社会。因此，多元文化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过去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都已证明，一个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文化多样性的不断融合。而宗教作为人类发展史上产生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民族交往中起到极为重要的“横向沟通”作用。当然，在民族交往中既有文化磨擦、文化对立和文化冲突，又有文化相遇、文化沟通和文化融合。其中各民族多元宗教文化的重新融合，是当前藏区社会变迁中尤其在文化发展上的一大亮点，它充分显现了宗教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的社会文化功能。总之，以上案例从不同侧面说明了有了文化多样性，才能不断地融合多元文化，使本地区的文化变得更加生机勃勃，不仅有利于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有利于整个国家的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兴旺发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