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由于佛教不但属于民间信仰层次，而更重要的是于思想、学理层次也积极的融入中国人的思维世界和话语系统里头——尤其是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非常活跃的佛学发展，结果导致了佛教得以成功的突破了本身作为“胡说、胡教”的外来、异质文化色彩，而被广泛接纳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所谓传统中国文化的“三大教”之一。中国人不但主观的选择了大乘佛教，而且还非常创造性的建构了中国式的大乘佛教。换句话说，大乘佛教在中国并非纯粹的“舶来品”，而亦是中国文化本身深度介入，参与酝酿、熔铸后的智慧结晶。

本身融入了儒、道和其他本土成份于内的中国佛教，作为中华文明的中心和中坚一环是无可置疑的。提出此点的意义在于表明某些传统华人在特殊处境的需求之下，自动自发的宣称佛教为本身的传统信仰和文化亦是相当合理的——虽说其所认识的佛教往往是搀杂了更多民间鬼神信仰的佛教，即所谓的“非正信”佛教。

正基于如此的文化背景和态势的作用，许多华人才比较轻易的以佛教作为本身文化认同的重要部分。换句话说，中国佛教在迎合当今许多华人在现代社会情境中探寻本身的文化身分认同时，实际上占有一定的优势。当然，我如此说并非要否定佛教信仰和教理本身也具有非常吸引人、折服人的原质。

总而言之，中国佛教（或汉文系佛教）由于文化本质和传统上的亲近，实际上非常具备进一步拓展本身原有的 “中国性”（Chineseness）而更为现代华人所认同的素质（Qualities）和条件。不过如此的路向是否会有违反佛教的普世性，甚至限制了汉文系佛教的国际化，肯定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然而，若参照泰国、缅甸、斯里兰卡等社会的佛教，其民族色彩是否有阻碍了本身的国际化，亦是颇具启发性的。而民族性与国际化是否能并行不悖，乃至处于后现代的社会情境中更具备价值和魅力，亦是非常值得思考的。

通过文化认同意与佛教结缘

我本身倾向于认为强调中国佛教的“中国性”应该不会违反佛教的普世精神，反而有助于更多华人通过文化认同的意识与情感出发而与佛教结缘，并且再通过对佛教本质的体会而过渡到对广大众生的同理博爱。

如此说来，强调“中国性”的意义何在呢？我的看法是除了更容易接引华人信徒之外，其重要性亦在于期许、激励、督促汉文系佛教更积极的承袭、维护、研究、发扬传统中华文化。因为在今天的中国/华社，相对于儒家、儒教，以及道家、道教，中国佛教可算是最具备综合实力来面对现代和后现代挑战的传统文化体系。如果中国佛教无法顺利现代化，并且超越现代性及后现代性而树立其典范的话，那就表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和流失更加彻底了。

另方面，如此的“传统文化继承者和发扬者”之定位与承担亦或有助于中国佛教更易获得众多人才及其他资源的协助、配合，比如通过佛教高等学府进行儒释道三大教的研究计划，招揽更多学者专家对传统文化的各个面向及问题（包括与西方文化的互动）进行研究，并配合与佛教界的广泛社会实践经验之回馈，从而协助中国佛教探索其合理的未来发展理念、理论和范式。

所谓格局决定结局，中国佛教对文化的态度若能如泰山般根基博厚、如河海般胸怀广阔，珍惜传统、探究现代，那就足以众心所归、领创文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