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认识佛教之前，我曾经试着从自己原来的犹太信仰里去找出路。我找到一位教犹太教义的老师，我去听课后才明白，要找到入门要领，必须先学会流利的希伯来文，重要的祈祷文我可以背下来，可是口语方面却完全不通，更别提读经了。此外，生活方式必须改回正统犹太教的方式，也就是说，非常纯净的犹太生活。这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连最基本的东西都不知道。第三点，只有男人才可以加入他们，这是更不可能的事。简单地说，我只能在一旁旁听，但不能参与他们所做的事。

我只好放弃这条路。不久后，却意外发现了一本很有趣的书，名叫《莲花里的犹太人》(The Jew in the Lotus)。这本书和一个在达兰萨拉（Dharamsala)举行的犹太会议有关。达兰萨拉是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所在地，他邀请了一个由犹太拉比与各组织代表所组成的团体到那儿开会，讨论犹太人在二千年的流亡历史中，如何保存自己的宗教与定位。令我特别感动的，是关于这次与会者与数十位西方出家众的会面。他们都是在西藏佛教传统中出家的犹太人，目前在那儿生活与修行。这些比丘、比丘尼所发表的心得，和我的亲身经历很相像，他们也都曾试着深入自己的宗教，却找不到入门要领，最后才从佛教中找到出路。

出家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我在正式下决定之前，曾到泰国的一座寺院参加了一次3个月的结夏安居。那儿有一位很有名的法师名叫阿姜辛童(Tan Ajahn Singtong)。关于这次禅修，有3件事最让我印象深刻。第一，禅坐时坐在木头地板上，不用坐垫，两脚盘腿。这需要一点时间练习，我学了好久才学会。另外，令人特别感动的，是看到附近的居民每天不断送食物到寺院里，以表达他们对出家人及佛陀的敬仰。我也体验到女性出家人在泰国地位的低下，她们不称自己为出家人，而是“穿白衣的女士”，我不是特别喜欢这种称谓。

禅修的第二阶段是在另一个丛林寺院，由一位名叫阿姜马哈玻瓦(Tan Ajahn Mahabova)的法师所主持，据说他是一位开悟的人。两位法师——阿姜辛童与阿姜马哈玻瓦，都是非常好的老师，我非常感谢他们。

我在这两座佛寺的禅修，是一场很深刻的体验。我非常幸运，聆听每一场说法时都有很好的翻译。可是语言上的问题，还有女性出家众低下的地位，已经让我不敢在那儿出家了。我每天都看见比丘尼们整个早上都在为比丘煮饭，我已经为家人煮饭煮了30年，真不敢想像将来还要一直这样煮下去。

回到澳洲后，我对巴堪谛帕罗法师说：“我想要出家，可是不是在泰国。”我心里早已有了主意：斯里兰卡。

回溯出家的因缘

说到这儿，我要回溯一下自己出家的念头是如何兴起的。

那年，我55岁，已经“看过这个世界”。我有小孩，连孙子都有了，结过婚，有钱，有过一个农场，养过雪特兰小马。在美国的郊区住过，也住过配备著夹床与炉子的休旅车。我曾经是银行的秘书，也是我小孩的私人教师。

拥有过一切，体验过一切，这个世界还能给我什么呢？它不能给我内在的宁静与幸福，因为世上的一切都是无常。

出家对我来说是人生中的一个合理转变。我现在知道，是过去的生活将我一步步推往这个结果的。

我没有怀念舒适的生活，因为我学到：没有它也可以。那真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学习过程，我学会放下一切外在事物，得到了许多内在的自由，我的生命提升到一个以心灵为优先的更高层次。

我飞到斯里兰卡，巴堪谛帕罗法师为我写了一封信给斯里兰卡有名的法师——向智法师(Ven. Nyanaponika)，向智法师也是一位德籍犹太人，1935年就出家了。法师提供我两个名字让我选择，一个是“达玛谛纳 ”(Dhammadinna)，另一个是“凯玛”(Khema)，我立刻就选了后者，因为后者只有两个音节，对西方人来说比较容易记住。

后来我看了很多书之后才知道，“凯玛”在佛陀时代是一位比丘尼，被佛陀喻为“最有智慧的比丘尼”。

不懂名字背后的故事

她曾经是一位国王的王后，一位很漂亮的女人，非常以自己的容貌为荣。本来她并不喜欢佛法，因为佛陀总是说一些话来否认外在的美。有一天，她前去听佛陀说法。佛陀让她看见一个幻象，一个比她还更美丽的女人，他让这个女人的容貌慢慢变老，慢慢变丑，最后死去。

于是，凯玛王后明白了，光有美貌是不够的，于是她立刻出家，后来也获得了证悟。这是最有名的佛教故事之一，不过当我选这个名字时，完全不知道名字背后有这样的故事。

这就是我的名字“艾雅凯玛”的由来。

在我正式剃度前，有一位年长的比丘尼已经先为我落发。我看着手中的头发，心里想，一秒钟前，这还是“我的”头发，现在，这些头发跟丢在垃圾桶里的其他东西没有什么两样。我很清楚，自己心中没有任何遗憾与不舍。

典礼最后，一名西方比丘朝我走来，他说：“你现在和佛教的关系，就像是婚姻一样。”

我明白他的意思，我觉得他对出家的形容很有意思。那一刻起，我明白自己出家的任务是什么，我要当一位很“专业”的出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