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洪修平，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灿烂的中国佛教文化，是整个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佛教文化的涵盖面几乎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哲学、宗教、伦理、文学、史学、艺术、教育乃至民风民俗等社会文化的一切领域，内容丰富，形式多采，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以及民族心理、民族精神的铸就，都发生了并继续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这一切都与居士佛教的重要贡献密不可分。
所谓居士，即受过“三归”（又称“三皈依”，即皈依佛、法、僧三宝）、“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的在家佛教徒。男居士又称 “优婆塞”，女居士则称“优婆夷”。在释迦牟尼时代，就有不少在家修行的佛教信徒；大乘佛教兴起以后，在家的佛教徒就更多，维摩诘就是一个著名的居士。在中国，自佛教传入以后，著名的居士也代不乏人。明清时期，在家居士的研究佛学更是成为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本文拟从佛教初传居士对佛教在中土的传播，以及明清以来中国佛教趋于衰落以后居士对佛教的复兴所起的作用这两个片段，来试论居士佛教对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贡献。

一

中国居士佛教的历史，几乎与整个中国佛教的历史一样长久。早在汉代，佛教初传， 光武帝之子楚王刘英奉佛，就有居士参加。《后汉书·楚王英传》中记载说：

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中傅。

这里的“伊蒲塞”，即“优婆塞”，指男居士；“桑门”，即沙门，指佛教僧侣。可见，楚王刘英在他的领地，与沙门、居士一起奉佛，“洁斋三月，与神为誓”，还受到了汉明帝的褒奖，同时也推动了佛教在这些地区的流传和发展。
随着佛教的不断传入和发展，中土许多地区先后兴建了一些佛教寺塔，并开始塑造佛像。史籍中关于笮融祠佛的记载，最早记述了东汉时建寺造像和民间奉佛的有关情况，也提供了早期居士佛教活动的生动例证。据《三国志·吴志·刘繇传》中说：

笮融者，丹阳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彭城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屠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到，佛教在东汉末年已从宫廷贵族上层逐渐走向了民间，影响和传播的范围都有所扩大，建寺造像的规模也已相当宏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已经不再把黄老与浮屠并祠，而是突出了“课读佛经”和“浴佛”等佛教仪式，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佛教已有进一步的了解，也表现了居士佛教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

正是楚王刘英在他的封地与沙门、居士一起奉佛，笮融在广陵、彭城一带祠佛以招徕民户，并建寺造像，从而不断扩大着佛教的影响和传播范围，使佛教逐渐由中原向江南传播。

据现有的资料看，东汉时的佛事活动以译经为主，译者大多为外来僧人。早期的译经事业还没有得到政府的直接支持，主要是通过民间的形式，当时的风气是，译经的同时即行宣讲。据载，安世高出经时，听者云集，“安侯世高者，……宣敷三宝，光于京师。于是俊人云集，遂致滋盛，明哲之士，靡不羡甘。” 这里虽不免有夸大之辞，然有不少人前往听讲，当是事实。佛教在中土的译出，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文人学士的配合，汉译经典都是中外人士合作的产物。这种译介佛经的方式对扩大佛教在社会上的传播与影响是有积极作用的。

三国曹魏时，有昙柯迦罗来至洛阳，译出了大众部戒律的节选本《僧祇戒心》，并在中土首创授戒度僧制度，被后世的律宗奉为始祖。而康居沙门康僧铠也于魏嘉平末年来到洛阳，译出了有关在家居士学出家之戒的《郁伽长者所问经》一卷，对中国居士佛教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与此同时，三国吴地的支谦在中土译出了对中国居士佛教影响甚大的《维摩诘经》。这是一部从般若类经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乘经典，它通过有无双遣的中道“不二法门”，强调世间和出间不二，生死和涅槃不二，把佛教的出世移到了世俗世界，阐扬唯心净土说。经中说：“佛言：童子，蚑行、喘息、人物之土，则是菩萨佛国。”“若人意清净者，便自见诸佛佛国清净。” 就是说，只要净化自己的思想，佛国就在人间。因此，要达到解脱并不一定要出家，关键在于主观信仰，要修“菩萨行”。经中还专门塑造了一个理想人物的典型——在家菩萨维摩诘。维摩诘是一个“资财无量”的居士，精通佛理，辩才无碍，神通广大。他的重要特征是“智度无极”和“善权方便”（罗什译为“善于智度，通达方便”）。他那超人的般若智慧使佛的大弟子们一个个相形见绌，甚至不敢前往见他；他那灵活的善权方便更是令人惊叹不已。由于他能够净化自己的思想，具有佛一般的智慧和精神境界，因此，他居住在维耶离城，表面上出入酒肆妓院赌场等场所，实质上却是在教化超度众人，对于他本人来说，是“染净不二”的。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大慈大悲的表现。这种出世不离入世、理想社会就在现实之中的理论，在当时就受到了社会的普遍欢迎。《维摩经》译出后，在中土十分流行。到东晋鸠摩罗什重译此经为止，社会上至少出现了四个译本和一个合本。东晋时的僧叡、僧肇等一代高僧都是在《维摩经》的影响下皈依佛教的。《维摩经》的译出，对推动中国居士佛教的发展，影响深远。

随着佛教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间在碰撞中出现了冲突，佛教非常懂得“随乡入俗”的重要性，而且它本身也具有适应环境的内在机制，它在努力调和与儒、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矛盾的同时，也不断地援儒、道入佛，并极力论证佛教与儒、道在根本上的一致性，积极倡导三教一致论。在中国佛教史上，最早提出佛道儒三教一致论的是汉末三国时的居士代表人物牟子。牟子在《理惑论》中，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广泛引证老子、孔子等人的话来为佛教作辩护，论证佛教与传统儒、道思想并无二致，倡导三教一致论。牟子三教一致论的提出，不仅对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对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都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也是居士佛教对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

两晋时，佛教在玄佛合流中等到了比较快速的发展。当时的佛教般若学者，往往同是玄学清谈人物，他们兼通内外之学，尤其熟悉老庄玄学。僧人的立身行事，言谈风姿，也酷似清谈之流。东晋名士孙绰作《道贤论》，以佛教七道人比配“竹林七贤”，又著《喻道论》，提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论证儒佛一致，被认为是“东晋居士关于儒释关系的代表性论文……为居士佛教的开展提供理论依据” 。

两晋佛教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一大批中国佛教学者的脱颖而出，标志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中居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东晋名僧慧远（334～416）居住庐山长达三十多年，他聚徒讲学，培养弟子；撰写文章，阐发佛理；组织译经，弘律传禅；建斋立寺，倡导念佛；在庐山上 “率众行道，昏晓不绝”。在慧远的言传身教下，“从者百余，皆端整有风序”，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与北方罗什僧团遥相呼应的庐山僧团。在庐山僧团周围，就有一个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居士群，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和南阳宗炳等人皆“弃世遗荣，依远游止”。东晋安帝元兴元年（402），慧远曾与刘遗民、雷次宗等一百二十三人在无量寿佛像前建斋立誓，共同期望往生阿弥陀佛西方净土，推进了净土信仰在中土的流传，虽然慧远倡导的念佛是“观想念佛”，与后世盛行的净土宗的“称名念佛”并不相同，但他仍被净土宗奉为初祖。东晋以来佛教的兴盛与江南佛教的流行，与慧远及其周围的居士群体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得到了进一步流传和发展。在帝王的直接支持下，寺院和僧尼激增，僧官制度得到了确立，寺院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随着大量经论的进一步译出，对佛典的研究也日益深入，并逐渐形成了许多以弘传某一部经论为主的不同学派，这样，无论是在思想理论上，还是在经济上，都为隋唐佛教宗派的创立准备了充分的条件。隋唐时，随着封建统一王朝的建立和寺院经济的充分发展，佛教各家各派得到了进一步融合发展的机会，顺应着思想文化大统一的趋势，一些学派在统一南北学风的基础止，通过“判教”而形成了宗派。这些宗派各具独特的教义、教规和修持方法，并模仿世俗封建宗法制度建立了各自的传法世系。中国化佛教各宗派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佛教发展鼎盛时期的到来。入宋以后，虽然大多数统治者仍对佛教采取了扶植利用的政策，有些宗派，特别是禅宗和净土宗，也有进一步的流传和发展，但从总体上看，隋唐时期佛教的兴盛局面已一去不复返。明清时期，中国佛教的发展更是几乎处于停滞阶段，不但失去了隋唐时期的蓬勃生气，而且由于宋儒援佛入儒，吸取了佛教的思辨精华，使佛教在三教融合的趋势中日益丧失了它本身存在的价值，许多宗派都是名存实亡，仅存形式而已。但是，这个时期居士中兴起的一股研究佛学的风气，为佛教在日后的复兴开了先河。

二

居士佛教的兴起，在明代就已令人瞩目。明代文学家宋濂、袁氏三兄弟、思想家李贽、焦竑等都是著名的佛教居士，他们不仅信佛研佛，而且都留下了佛学方面的专著。宋濂（1310～1381），明初翰林学士，官至学士承旨知制诰，深得太祖宠信，曾奉命主修《元史》。他对佛学也很感兴趣，曾三阅大藏经，并撰有高僧塔铭等三十九篇，后被辑为《护法录》，成为元末明初佛教史传的重要资料。袁氏三兄弟，即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三人并有才名，时称“三袁”。三袁皆好佛，且都“向心净土”。特别是袁宏道（1568～1610），自号“石头居士”，“少志参禅，根性猛利，十年之内，洞有所入”，后“归心净土”，所作《西方合论》“以不思议第一义为宗，以悟为导，以十二时中持佛名号、一心不乱念念相续为行持” ，在当时被认为是“禅、土合源，超绝乐邦诸典”的重要著作 ，在佛教界曾产生十分广泛的影响。其诗文强调抒写“性灵” 而反对复古摹拟，可以明显看到受佛教的影响。李贽（1527～1602），早年习儒，晚年信佛，尤好禅宗，思想深受王阳明和佛教禅宗的影响，著作很多，佛教方面的有《文字禅》、《净土诀》、《华严合论简要》等。其反正统、反权威的思想倾向和批判精神，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相当深远。焦竑（1540～1620），万历进士，长于文字，与李贽往来论学而归心于佛法，认为“佛学即为圣学” ，曾努力调和儒学与佛教，认为儒家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就是佛教的“识心见性” ，甚至认为佛经所说最得孔孟“尽性至命”的精义，汉儒和宋儒的经注则只是糟粕而已。佛学方面的著作有《楞伽经》、《法华经》和《圆觉经》的《精解评林》各二卷。其他如《指月录》的作者瞿汝稷和《佛法金汤录》的作者屠龙等，也都是明代的著名居士，他们的著作都是这个时期佛教的重要代表作。

清代佛教界的佛学研究仍十分萧条，在家居士的研佛弘佛成为这个时期佛教的主要支柱。大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在广泛研究天文、地理、历法、数学、特别是经学、史学等的同时，也涉猎了佛学，曾著有《相宗络索》和《三藏法师八识规矩论赞》等，开了清代在家研佛的先风。紧接其后的著名居士有宋文森、毕奇、周梦颜和彭绍升等，其中尤以彭绍升影响为最大。彭绍升（1704～1796），法名际清，字允初，别号尺木、二林。江苏长洲（今苏州）人，乾隆进士。早年习儒，精于古文，尤喜陆王心学。后曾习道家修炼之法，但历时三年而无效；因读《紫柏全集》等转而信奉佛法，精于禅学，特别归心净土，故又号“知归子”。绝欲素食，持戒甚严，曾建念佛道场，设放生会。思想上主张儒佛一致、禅净融合。著述很多，有《一乘决疑论》、《华严念佛三昧论》、《净土三经新论》等。特别是其所作的《居士传》五十六卷，广泛引用史、传、诸家文集、诸经序录、百家杂说，记载了东汉以来在家奉佛的居士三百一十二人的事迹，其中有不少政治家和文人，不仅保留了大量的资料，而且从中可以看到各时代居士信仰的趋向与变化，因而在中国佛教史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居士传》仅限于收录男性人物，关于在家女居士，彭绍升另作有《善女人传》一卷。彭绍升曾授佛学予清代著名经学家和文字训诂学家江沅（1767～1837），江沅又为大思想家龚自珍所师事，龚自珍曾称江沅为“是予学佛第一导师” ，他信佛研佛，开了近代思想家致力于研究佛学的先河，推动了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

与彭绍升同时的罗有高（1734～1779）和汪缙（1725～1792）也是倾心佛教的在家居士，他们三人结为法友，共同研究佛学。罗有高著有《尊闻居士集》八卷，汪缙则著有《汪子遗书》十卷。其他如辑录古德参禅方法而编成《宗范》二卷的钱伊庵，抄录古来有关净土信仰的起信、立愿、励行等语要而编成《径中径又径》四卷的张师诚等，也都是清代有一定影响的佛教居士。而清代影响最大的佛教居士乃是创办了金陵刻经处的杨文会。

杨文会（1837～1911），字仁山，石埭（今安徽石台）。少时博学能文，兼通黄老庄列之书，凡音韵、历算、天文、舆地等，亦“靡不领会”。二十七岁时于病中读《大乘起信论》而对佛教产生信仰，后“一心学佛，悉废弃其向所为学” ，并立志搜求佛经，刻印流通。清同治五年（1866），与同志者十余人募捐集资，在南京创立了金陵刻经处。从光绪四年至十二年（1878～1886），他随曾纪泽（1839～1890）等两次出使欧洲，考察英法等国的政治、文化和工业，在伦敦结识了日本佛教学者南条文雄，两人遂成至交。后来他能从日本搜求得大量在中国佚失的佛教典籍，并刻印流通，实得力于南条不少。他在从日本搜集各种藏外佚典的同时，也为日本编印《续藏经》提供了数百种佛教典籍，并在光绪二十年（1894）与英人李提摩太将《大乘起信论》译为英文，促进了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还与斯里兰卡的佛教居士、摩诃菩提会会长达磨波罗在上海见面，相约复兴印度佛教。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在刻经处设佛教学堂，名“祇洹精舍”，自编《佛教初学课本》等教材，招收学生，讲习佛典，并聘苏曼殊（1884～1918）教梵文和英文，为振兴中国佛教而培养佛学人材，也为赴印度传法作准备。宣统二年（1910），他又在南京组织了佛学研究会，并自任会长，每月开会一次，每周讲经一次。次年逝世。

杨文会之学以“教在贤首，行在弥陀”为宗旨，对净土、华严、禅宗、唯识和因明等都很有研究。他十分推崇《大乘起信论》，并调和性相二宗，曾认为“《起信论》虽专诠性宗，然亦兼唯识法相，盖相非性不融，性非相不显。” 在宗教实践上他则归心于净土，倡导“念佛往生净土法门”，认为净土一门括尽一切法门，而一切法门皆趋净土一门。同时，他又融会儒佛，认为孔子与佛并无二致，他曾说：“先圣设教，有世间法，有出世间法。黄帝、尧、舜、周、孔之道，世间法也，而亦隐含出世之法；诸佛、菩萨之道，出世法也，而亦该括世间之法。” 其著述很多，金陵刻经处曾编成《杨仁山居士遗著》十册流通于世。

杨文会对近代佛教的贡献主要还不在他的佛学研究而在他的刻经事业。在他一生所从事的佛教活动中，用力最勤的也就是编刻佛经，他自己曾说：“鄙人四十年来，屏绝世事，专力于刻经流通” ，而为了刻经流通所创办的金陵刻经处，则对近代佛教的复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金陵刻经处是一个编校刻印并流通佛典的佛教文化机构，始创于同治五年（1866）。光绪二十三年（1897），杨文会又把自己位于南京延龄巷的住宅捐赠给了刻经处以发展刻经事业，并专门立下笔据，声明此房屋“永远作为流通经典之所”，儿孙“均不得认为己产”。这所房屋也就是现在金陵刻经处的所在地，只是大门原来在延龄巷上，现在改在了淮海路３５号。为了刻经事业，杨文会可谓呕心沥血。他从国外回来后，即设法通过南条文雄搜集到了许多中国久已失传的经疏，如《中论疏》、《百论疏》、《唯识述记》、《因明论疏》等共“三百余种”。他从中选择了部分刻印流通，并编入《大藏辑要目录》。《大藏辑要》是他为了方便学者“随时购阅”而编的，原计划陆续雕印大小乘佛典四百六十部，三千三百二十卷，可惜尚未刻全，他即逝世，在他生前仅出版了二千余卷。他在临终之日“犹与同人详论刻经诸务”，并留下了“经版所在，灵柩所在”的遗言，后人遵其遗愿而在刻经处内为之建了墓塔。杨文会以后，欧阳竟无继续主持刻经事业，并在刻经处附设了佛学研究部。金陵刻经处现存有各种经版十五万余块，仍在从事着佛经的刻印与流通业务。

杨文会一生“弘法四十余年，流通经典至百余万卷，印刷佛像至十余万张” ，对佛学在近代的复兴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在金陵刻经处创办的“祗洹精舍”虽然由于经费等问题不久即停办，但它开了此后各地创办佛学院的先风，对近代佛教的复兴影响也是巨大的。杨文会的弟子很多，其中的佼佼者有僧人太虚和居士欧阳竟无等，著名的学者章太炎、谭嗣同等也都是他的学生。学者和居士研佛，并有所成就，遂成为近代佛教史上的一大特色。

三

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和民族的多灾多难，传统佛教在近代明显地衰落了，然而也正是近代中国社会的现实，刺激了近代佛教文化的复兴。在近代佛教复兴的过程中，居士佛教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代佛教的衰落表现在教理荒芜、教制松弛和教产攘夺等许多方面。面对佛教的种种衰败景象，许多佛教界人士大声疾呼革新佛教，并结合时代的需要而为振兴佛教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太虚法师（1890～1947）早年从杨文会学佛，又受到革命学说的影响，立志以“佛化救国救天下”，发起了近代佛教的复兴运动。敬安、月霞和谛闲等也都对近代佛教文化的复兴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而欧阳竟无（1870～1943）等一批居士佛教学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更是令人瞩目。

近代佛教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居士成为弘扬佛教文化的重要力量，由居士组织的佛教团体也为数不少。1918年在上海成立的“居士林”（不久又改名为“世界佛教居士林”）就是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在家佛教信徒的团体。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居士林”几乎遍及全国各大城市，例如在北京有“华北居士林”，在长沙有“湖南居士林”，在天津有复兴密宗的居士林等。其他还有“上海佛教净业社”、“上海市佛教青年会”等，也都是居士组织的佛教团体。这些团体在组织佛学研究、创办佛教刊物、从事社会慈善事业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推动了近代佛教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
近代佛教文化的复兴与佛教研究团体和佛教教学机构的大量出现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诸多的佛学院和佛学研究团体中，以武昌佛学院、支那内学院和三时学会在近代佛教史上的地位最为重要。其中的支那内学院和三时学会都是由居士创办和主持的。

支那内学院是佛教居士欧阳竟无1922年在金陵刻经处的基础上创办的。支那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以僧人为主不同，是以佛教居士为骨干的佛学教研机构。欧阳竟无曾立“师、悲、教、戒”四字为内学院的院训，倡导在家研习佛学，弘扬佛法。内学院以“阐扬佛学，育材利世”为宗旨，继承了居士佛教的传统，并采用新式的科学研究方法，在讲、研佛学和编刻佛经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就。内学院以对法相唯识学的教学和研究著称于世，欧阳竟无以唯识系的思想为准的而编成的《藏要》三辑，收佛典五十余种，三百余卷，因其标点、校勘和篇章提示的精到而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好评。1943年欧阳病逝，吕澂继任支那内学院院长，为创立内学院 “佛学五科”（毗昙、般若、瑜伽、涅槃、戒律）的讲习体系作出了巨大的努力。1952年，内学院自动停办。三十年来，先后在内学院从事佛学研究的多达二百余人，梁启超、汤用彤、梁漱溟等近现代史上的著名学者都曾在内学院学习过。支那内学院对近代佛教文化的复兴是起了巨大作用的。

三时学会则是由佛教居士韩清净等人1927年在北京成立的研究法相唯识学的学术团体，与欧阳竟无在南京创办的支那内学院南北呼应，成为北方研究法相唯识学的中心。时有“南欧北韩”之称。早在1921年，韩清净等就发起组织了“法相研究会”，在北京讲《成唯识论》；1927年，根据法相唯识宗的三时判教（即将释迦一代教法分为初时“有教”、第二时“空教”和第三时“中道教”，判法相唯识宗为中道教），学会改名为“三时学会”，韩清净任会长。学会以阐扬印度佛学和佛教真实教义为宗旨，讲学与刻经并重，专门从事佛教经典特别是法相唯典籍的讲习、研究、译述和刻印。所刻经典，校勘精细。三时学会与南方的支那内学院一起，共同推进了近代佛教唯识学的研究和唯识学的复兴。

在近代佛教文化史上，有一大批人对近代佛教文化作出过重要贡献，其中有的是信仰佛教的，有的并不一定信仰佛教。站在佛教立场上研究佛学的，也有以振兴佛教为己任的僧侣的研究和立志在家护持佛法的居士的研究之不同。重要的思想家，有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杨度、章太炎等，重要的学术研究专家，有陈垣、熊十力、胡适、汤用彤、梁漱溟等，重要的僧侣学者，有太虚、敬安、圆瑛、苏曼殊、弘一等，被认为是中国漫画创始人的著名漫画家丰子恺对弘一法师十分崇敬，三十岁时皈依其门下而成为佛教居士，他的影响最大的《护生画集》以漫画的形式宣传了佛教的戒杀护生等教义，对近代佛教文化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近代佛教史上最重要的的居士学者，则是欧阳竟无、吕澂和韩清净，这里对他们略加简述。

欧阳竟无（1871～1944），名渐，以字行世。江西宜黄人，故人称宜黄先生。早年习程朱陆王之学，后受友人桂伯华的影响而对佛学发生兴趣。1904年到南京谒见杨文会，并从受佛学。不久回乡办学，母亲病故，悲痛万分，从此绝仕进意，绝男女欲，不食荤腥，归心佛教。1907年再至南京从杨文会学佛，不久遵杨之嘱赴日本游学数月，回国后曾任两广优级师范教师，又与朋友经营农业。1910年又至南京，继续随杨文会学佛，并终生致力于佛学研究。次年，杨文会去世，欧阳遵师遗志，续办金陵刻经处，并于1914年在刻经处附设佛学研究部，招收学员，讲授佛学。1922年又在南京正式创办了支那内学院，自任院长，院内设学、事两科和学务、事务、编校流通三处，主要从事佛学的学研和佛书的编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率领院众携经版迁往四川，在江津建立支那内学院蜀院，继续从事讲学和刻经。曾计划编印《精刻大藏经》，未成而逝世。他创办的支那内学院因培养了一大批学有成就的佛学大家而对近代佛学的复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主持编刻的《藏要》因校刻精细而享誉海内外。他一生对佛学研究很深，特别是对法相唯识之学有独到的见解，在近代佛学史上独树一帜。例如他分法相和唯识为二宗，认为印度瑜伽行派中的法相、唯识各有所原，各有所本，他在为新刻成的《瑜伽师地论》后五十卷所写的序中阐明了“约观心门建立唯识义，约教相门建立法相义”的宗义纲要。他提出的佛学研究四忌（忌望文生义、忌裂古刻新、忌蛮强会违、忌模糊真伪）对纠正近代佛教学风也具有积极的意义。欧阳作为近代佛教居士的重要代表，大力主张在家居士同样可以护持佛法，积极倡导居士佛教，这对近代佛教发生的巨大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吕澂（1896～1989），字秋逸，江苏丹阳人。1914年至南京金陵刻经处佛学研究部随欧阳竟无学佛学，次年留学日本，专攻美术，1916年被刘海粟聘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务长。1918年应请到南京协助欧阳竟无筹办支那内学院，从此以后，悉废旧学，专致于佛学研究，经多年的刻苦钻研而成为近现代佛学研究者中成就斐然的重要代表人物。1922年支那内学院正式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教务长和院长等职。1949年以后，他历任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佛学院院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并成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他精通英、日、梵、藏、巴利等多种文字，对印度佛学、中国汉地及藏传佛学都有很深的研究，著述甚丰。他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和《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等成为现代许多人研究佛学的重要入门书和参考书。他不仅在唯识学方面有独到的见解，而且还重视因明学和藏传佛教的研究，并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提出应该把古今中外不同文字的佛教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以便更好地把握佛教的准确思想及其历史演变。他所提倡的“佛法不离世间”、佛法要为现实的社会服务等也都产生过一定的积极意义。

韩清净（1884～1949），原名克宗，又名德清，河北河间人。早年习儒，十八岁时中乡试举人，曾为地方官。后转向佛学，因读瑜伽、唯识的注疏发现其 “解释无据”、“义理无当”、“不足以为研究之资”、难解其义而发愿从事研究和弘传。1921年在北京与朱芾煌等共同发起组织佛教学术团体“法相研究会”，1927年春改名“三时学会”，被推为会长。其讲学专重唯识学，对六经十一论都有深入的研究，对真如、唯识、和种姓等义都作了专门的论述；其主持校刻的经典也以精细而著称。时人将其与南京的欧阳竟无并称为法相唯识学的两大家，有“南欧北韩”之誉，其在近代佛学史上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中国佛教目前正走上新的发展道路，开始新的历史进程。回顾绵延二千年之久的中国佛教发展历程，居士佛教的重要作用是值得总结、继承和发扬光大的。


参考资料：

• 《阴持入经注序》。
• 《佛说维摩诘经?佛国品》，《大正藏》第14卷，第520页。
• 潘桂明：《中国居士佛教史》第1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 见袁宗道的《西方合论叙》和袁宏道的《西方合论引》。
• 如奇：《西方合论标注跋》。
• 《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四》。
• 《答友人问释氏》。
• 《龚自珍全集》第523页，中华书局1957年版。
• 《杨仁山居士遗著》第一册《杨仁山居士事略》。
• 《杨仁山居士遗著》第八册《等不等观杂录》卷三。
• 《杨仁山居士遗著》第七册《等不等观杂录》卷一。
• 《杨仁山居士遗著》第九册《等不等观杂录》卷五。
• 《杨仁山居士遗著》第一册《杨仁山居士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