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近代中国佛教史，以下三个基本结论值得重视：第一、由太虚大师奠定基石，赵朴初居士与印顺法师等加以丰富拓展补正的人间佛教理论，是20世纪中国佛教最可贵的智慧结晶。第二、太虚大师贯注毕生精力从事的僧制革新与瑜伽菩萨戒行实践之所以屡遇挫折，与中国社会近代化遭受重创密切相关。第三、本世纪佛教复兴事业的衰落，与30、40年代佛学研究的主流未能为之导航引路有关。由此返观《佛学研究》编辑都提出的“未来中国佛教应该怎样运作，未来中国佛学研究应该怎样进行”两大问题，回答可以是明确的，就是实践人间佛教内核，转换佛学研究课题。
一、实践人间佛教基本内核
目前，全国各庙宇香火旺盛，许多法师和信众正在享受着党的宗教自由政策。但佛教界也暴露出不少隐患，其中最根本的是能深深吸引新一代的信仰内核近年不但没有加强，反而有削弱征兆。赵朴初居士一再疾呼的人才问题的实质是人才未能被大量吸引住，中国并不缺人才。
其实，能够深深吸引新一代的现代佛教理论形态早已产生，这就是人间佛教。可惜，对人间佛教的弘扬至今仍大多停留在一般号召与书斋上。各佛学院尚难以专设该课程，距普及包含这一内容在内的近代佛教史知识也很遥远。了解或熟悉人间佛教的前辈高僧大德纷纷谢世，在世的也已年届高龄，许多中青年教徒知识结构需要调整，文化水平需要提高，不然枉论人间佛教的内核[1]；而拘守传统佛教又无法有效回应现代社会的挑战。总之，信仰内核的失落是现今种种弊病的症结所在。依据历史与现实，21世纪中国佛教有着再次复兴的极大可能，问题在于复兴之后是否会重蹈20世纪的覆辙?如信仰难以重建，表面的复兴必将重归衰落。高论传统佛教可以补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之缺失无济于事，中国面对的正是工商业社会特点的市场经济。何况转型后的日本佛教在经历“奥姆真理教”事件后也正在反思自己的传统。对中国佛教而言，人间佛教的提倡者在人们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人间佛教的理论已吸取了传统佛教的精华，初成体系，今后应主要在实践中丰富完善它。它的产生本身就是对欧美日本工商业社会的超前回应。因而，未来佛教的运作当在人间佛教的指引下，而从事现世利生的弘法活动。实际上，人间佛教已经在海峡两岸以及华人佛教圈内获得广泛认同，有的地区教派实践人间佛教已显出成效。1947年前，太虚大师提倡人间佛教确实遭受了挫败，但这恰恰是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一时逆转的后果，而不能完全归诸人间佛教理论本身。大陆近年也提倡人间佛教，成效暂时不彰，其中原因很多，主要是精力太多地用于恢复被“左”倾和 “文革”造成的损失，这在当时也情有可原。但大陆是人间佛教的发祥地，理应更好地弘扬。就世界言，人间佛教有可能成为世界佛教继原始形态、部派形态、大乘形态、密乘形态之后的现代形态典范，但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持续提高，二是大陆进一步付诸实践的成功运作。
诚然，包括太虚、印顺著作在内的人间佛教理论中还存在不少偏颇，例如某些话语客观上对佛教信仰有所挫伤，但其基本的、一贯的思路是顺应时代的，根本立足点是吻合佛法的。因此，未来的中国佛教应紧紧扣住其基本的一贯的内核，重建信仰并付诸实践，同时对其偏颇作出修正。
二、佛学研究课题应转换在先
相对于“未来中国佛教应该怎样运作”而言，“未来中国佛学研究应该怎样进行”这一问题更有紧迫感。首先是人间佛教理论的研究普及工作应该先行。要培养大批弘扬人间佛教的人材，必须先从研究开始。拙著《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曾经提出，中国佛教现代化的基本问题是“丰富庞杂的中国大乘佛教教义体系及其可塑性——近代佛教改革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与“传统小农社会所造就的大量下层信众的宗教需求远远落后于时代”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自然不能仅指责信众的落后。信众是由僧伽引导的，僧伽素质的提高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提高僧伽素质一靠教育，二靠加深内在信仰，三靠现代僧伽制度建设。
以教育而论，高水平的佛教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水平的佛学研究，整个佛教与佛教教育的现代化都需要佛学研究的指导。为适应这一要求，佛学研究应把有实际指导意义的一些课题提到首位，包括：1对佛经的现代译介与阐发。白话语译佛经已获得重视，但这仍限于现代形式，更重要的应是现代形态——即内容上也应相应改进。如在翻译的同时，要注意适应现代社会需要，发掘佛陀教诲与佛教基本观念的本有意义，阐发出其在现代社会应有的及未来社会必将有的意义。应有义指以往被埋没或曲解的，而现代才重新认识到的意义。必有义也可指引伸义。这两种意义的发挥不能脱离本义，否则就失去了佛教本来面貌。但又应不雷同于旧说，即如太虚大师指出的要“扫去佛教不能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的需求的病态。”[2]简言之，就是佛学研究者不但要作佛经的白话译介工作，而且在译介过程中还可以通过加注释、附录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强调一些方面，作出新的阐发。2进一步深入研究以太虚大师与杨文会居士为代表的近代佛教革新与复兴的经验教训。净慧法师指出：太虚大师“契理契机地回应了中国佛教在本世纪所遇到的挑战，为当时的佛教开创了新的局面，为佛教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3]这是极为正确的。在此还应补充上杨文会居士一脉，这是由于近代佛教复兴在某些方面获得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僧伽佛教与居士佛教两轮齐驱。借鉴以往成功的经验，特别是记取近代佛教改革失败挫折的教训具有直接的意义。3加强对日本与周边新兴工业国家与地区的佛教现代化研究，乃至欧美宗教改革之研究。同处于儒家与佛教文化圈的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内的佛教现状，为中国佛教的未来提供了思路，而且这些国家与地区佛教现代化的一些具体方法、不同模式等等都可以借鉴。相对于其他宗教而言，基督教较早地实现了现代化，这也为佛教现代化提供了参照系。在此应强调，西方化并不等于现代化。与其他宗教对话，也是现代佛学应着手的课题之一。4从1903年释笠云开设近代第一所新式僧学堂到90年代国内各地佛学院的办学宗旨、设想、模式、效果等等，都需要加以总结提高，以直接指导当代佛教教育。如果暂时还不能创办全国性的指导佛教教育刊物的话，至少也应在主要佛教刊物上开辟专栏，展开有关讨论。因为加强佛教教育是较快提高僧伽素质的有效途径。当然，强调这些课题并非否认其他课题的重要性，而是依据近代佛学研究与佛教革新脱节的痛苦教训而提出的呼吁。
以加深加强四众的内在信仰而论，佛学研究者也有很多事可作。目前许多学僧就学动机仍与本世纪初相仿：一把当和尚作为脱贫途径，二仅为求个人解脱。两者都需要现代佛学加以引导。为了培养跨世纪的高素质的僧才，帮助他们确立真正的信仰，即如梁启超所说的“智信”，是重大问题。否则，培养了也留不住，即使留住也勉强。这就需要佛学理论具有严密性、彻底性、逻辑性、实证性，具有相对文化优势，才能吸引才智之士。如同盛唐佛教聚拢象玄奘大师、一行和尚那样的国内最优秀人才，吸引周边各国俊杰不畏艰难，前来求法那样。这就需要进一步研究佛教宇宙观、价值观、人生观、认识论、方法论、现代心理分析、比较宗教学等等，并把这些分枝学科的研究成果综合提升为具有上述特征的现代佛学理论体系。当年太虚大师注重法相学研究正是为此。这也是佛学研究上的一项跨世纪工程。而这些分门别类的研究各自也能够针对现代社会的质疑，解答学僧思想上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帮助他们抗御外界物质生活的引诱，开拓心胸，把求个人解脱扩大为化度众生，净化社会，当这项跨世纪工程竣工之时，中国佛教才能宣称已成功地回应了西方文化优势的挑战。不过，一般僧众的信仰多属感性层次的。感性层次信仰的加固，内靠修持及其证验，外靠社会尊重。内因也为“智信”所必需，且在后一节再论。至于外缘，则要人尊重，首先必须自重。就是说僧众自己要有职业自豪感。王雷泉先生认为，宗教师也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4]确实如此。僧众也应以此自励，理直气壮地弘扬正信，摒弃迷信，改变社会对佛教的偏见，依靠自身，树立良好的形象，力抗外界对佛教某种程度上的歧视。如果能这样，那么不但佛教徒对僧众更加尊重，社会人士也会逐渐改变印象。这对于佛学研究来说，则可作些佛教社会学的探讨。
上述佛教现代化基本问题及其解决途径、佛学研究新课题的提出，只是一管之见。关于现代丛林制度建设问题已另撰专文。[5]
三、超越社会、服务社会、净化社会
在强调佛教现代化的同时，要防止步入极端世俗化的歧途。以入世为基点并不等于世俗化。换言之，出世在相当层面上不可或缺。从欧美宗教改革历程看，基督教现代化曾经与世俗化相伴，但亦一再被否定。因为超越社会是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最大区别。宗教文化能够导引世俗，正是由于它超越了社会。中国佛教能否避免走极端世俗化的弯路还有待观察，但无疑的是，只有超越社会才能达到净化社会——实践人间佛教的基本目标。因此，研究不离世间与超脱世间的关系仍是现代佛学的重大课题，应结合新现实，作出新阐发。至少，出世慧见在超脱世俗社群方面，在帮助个人冲破狭隘功利罗网方面，在审视与匡救社会弊病等方面，具有世俗哲学无可替代的价值。
尽管如此，人间佛教讲出世毕竟站在入世的基点上。立足于充分发挥宗教的社会功能，是太虚大师当年提倡“新派佛教”的最大特征。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宗教大都在服务社会、贡献社会的同时获得了相应的发展，获得了社会的承认与补偿。东西方共有的“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事业”的精神，是现代化宗教对僧俗的共同要求。现代社会对宗教界的信任，世俗对宗教的崇仰，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宗教本身的超越浊世与宗教界人士无私奉献的基础上。因此，研究原有佛教伦理体系除了填补社会转型期伦理断层之外如何实现创造性转换，以适应当前与未来的需求；研究如何发扬中国佛教强调高僧人格感召，扬弃偶像崇拜的优良传统；研讨与总结中外宗教在创办慈善与社会救济事业、文化事业、生产事业中的经验、作法等等，也是现代佛学面临的又一类课题。
最后，实践人间佛教的目标——净化社会，归根到底仰赖佛教的终极关怀——成佛指引。现代社会不能丧失理想。人类的理想是鼓舞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然而世俗理想有限，易于破灭，而佛教的终极关怀正如梁启超所说：“绝对无限”。他在本世纪初就说过：“凡夫被目前的小欲束缚住，失却自由。佛则有一绝对无限的大欲在前，悬以为目标，教人努力往前进。”[6]而如今与未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将愈来愈易得到满足，人的生存意义问题也愈将突出。终极关怀，就是解答人的生存意义问题的指针。世界各大宗教各有其终极关怀，其中佛教对人生看得特别透彻，但对此往往需有一定阅历才能领悟。现代社会变化剧烈，无形中会使阅历过程相对缩短。因此，经过阵痛之后的中国现代社会之降生，将成为弘扬佛教正信的又一契机。尽管佛教的终极关怀邈远，佛学深奥难测，但佛陀还教人以多样化的修持途径，仅中国就有禅、净、台、律、密等多种，都能让人了悟、接近成佛。而且历经磨难，这些修持方式都保持了传承，开始影响到愈来愈多的人，不论其根器属知性抑或感性，都可以找到适合于自己的方法进行修持。众多的人这样做去影响社会，就可以净化社会，采用现代方法，趁在修持上卓有根基的前辈尚在世时，抓紧向他们讨教，结合自身实践，研究各种修行方式的机制，以便普及，进而与其他宗教修持方式进行比较，比较世界其他宗教与佛教终极关怀之间的异同等，也是使现代佛学研究深化的大课题。
综而言之，现代社会需要实践人间佛教，实践人间佛教关健在提高僧伽素质，培养大批现代僧伽的任务，呼唤着佛学研究率先转换课题，并要求把新的研究成果借助现代传播方式普及。如此，并辅以各方面因缘的成熟，那么，本世纪不幸夭折的佛教复兴与改革将在新世纪再展生机。太虚大师预言的“现代佛教也随着现代国家社会面涌现”必将成为事实。
[7]注释：
①提出“内核”，亦可称精神实质，是为了避免引起歧义。至于内核所在以及太虚与其后继者的分歧，笔者将有专著论述。
②太虚《创新与融贯》。
③净慧《当代佛教契理契机的思考》载《法音》1995年第4期。
④王雷泉《佛教在市场经济转轨中的机遇与挑战》。载《甘露》1994年第3期。
⑤参见拙文《近代僧制改革模式与现代丛林建设》，载《法音》1995年第10期。
⑥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四。
⑦太虚《知识青年僧伽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