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中国国民政府准备修建经过西藏的中印公路，以解决盟军援华战略物资的运输问题。这一工程的修建引起了美国战时情报负责人、人称“中央情报局之父”的威廉·多诺万的注意。多诺万建议美国国务院利用此事，以勘察线路为名，派遣人员前往西藏。1942年底，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工伊利亚·托尔斯泰上校和布洛克·多兰上尉潜入西藏，与西藏地方当局进行了秘密接触。这个托尔斯泰上校就是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孙子。

　　伊利亚到达拉萨后，向十四世达赖递交了罗斯福总统的亲笔信和一些小礼物。1943年3月，伊利亚一行离开拉萨。在拉萨的3个月里，两名美国特工广泛收集情报，并会见了许多西藏地方政府上层人士。

　　1946年，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向西藏地方当局提供一批可供发报用的发电机。1949年，西藏地方当局在英国特务福特的帮助下，利用这些设备建立了“西藏广播电台”，传播“藏独”舆论。

　　国民党政权崩溃时，美国突然改变过去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态度，开始秘密支持拉萨噶厦(地方政府)的所谓“独立”要求，以此阻止中国共产党统一大陆。1948年2月，在伊利亚的引见下，“藏独”代表人物夏格巴拜会了美国将军艾森豪威尔。

　　1949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总额为7500万美元的款项，专门用于对新中国的情报工作。第二年，在国防部长约翰逊的支持下，又从中划出3000万美元作为留给西藏和台湾的“应急准备金”。

　　秘密策划达赖出逃

　　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1935年7月出生于青海湟中县祁家川(今青海省平安县红崖村)，乳名拉木登珠。1938年拉木登珠被原西藏地方政府遴选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唯一转世灵童，后报请国民政府特准免予“金瓶掣签”。国民政府后来派遣特派大员吴忠信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于1940年在拉萨为丹增嘉措举行坐床典礼，是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1950年11月17日，年仅16岁的达赖开始亲政，成为藏传佛教的领袖之一。

　　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先遣部队向西康(今四川西部和西藏昌都地区)藏区进发，拉开了进军西藏的序幕。这时，美国的宣传机器也开动起来，宣扬所谓的“共产主义扩张论”和“中国侵略扩张论”。《纽约时报》甚至刊登文章，说苏联准备在西藏建立空军基地，共产主义对印度的“冷战开始了”等等。

　　1951年5月23日，经过1个多月的谈判，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消息传到美国，一些美国官员不断通过此时在美国的当彩活佛(达赖的大哥)怂恿达赖和噶厦政府拒绝协议。与此同时，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也与中央情报局签订了一个关于在西藏开展游击和情报战的决定，在大吉岭建立了西藏间谍情报网。美国驻印度的官员甚至精心拟订了一个“外逃计划”，准备将达赖挟持到印度。

　　1951年夏，经中共中央争取，已跑到西藏与锡金交界处亚东县的达赖返回拉萨，当彩活佛却越境去了英国。1952年初，当彩活佛又转道美国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共同研究了一个用飞机接运达赖外逃的计划，并选择了冰层较厚、便于起降的羊卓雍错、纳木错这两个湖面。随后，当彩向拉萨寄来密信。达赖却在回信中表示不想出国，称共产党人不会在西藏实行激烈的改革并伤害其利益，不过仍委托当彩保持与美国人的联系。

　　对于美国当年的援助，达赖1990年在他的自传中承认：“这不是因为他们(美国人)关心西藏的独立，而是作为他们在全世界企图破坏共产党政府稳定的努力的一部分。”

　　1954年，达赖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当时，中共中央给予了他最优厚的待遇，毛泽东主席亲自到住所看望和送行，这曾使达赖感激涕零，还写过一首歌颂毛主席是“创世主大梵天”的诗。20世纪90年代，达赖在国外仍承认：此诗确实代表了他当时的心情。

　　科罗拉多山脉深处的康巴训练营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美国仍不断在西藏内外以各种手法支持分裂主义分子。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说：“我们要向西藏叛乱分子提供秘密援助，‘袭扰’中国。”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印边界印度一侧阿尔莫一带的居民惊奇地发现：这里居然出现了3个教育中心、两个医院、两个麻风病院和1个肺病疗养院。更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些“医院”和“教育中心”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病人和学生。实际上，从1951年起，中央情报局即已开始从事西藏叛乱分子的训练工作。阿尔莫就是中央情报局对西藏施行秘密行动的基地之一。

　　1956年春，人民政府准备在四川西部藏区(通称“康巴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当地农奴主纠集数千人于3月间在理塘发动叛乱。随即，甘孜、康巴地区也相继发生武装叛乱。

　　叛乱发生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当即认定康巴叛军是美国在西藏行动的可靠盟友。艾伦·杜勒斯也认为西藏的形势为中央情报局的行动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11月间，商人出身的贡布扎西派出6名康巴叛军进入印度，由美国飞机运到太平洋上的塞班岛受训。这些接受训练的人员当时并不知道他们要去往什么地方，只是接到命令，要他们步行走出噶伦堡。途中，由嘉乐顿珠亲自驾驶的一辆汽车把他们送到印巴边境。一位美国人又给了他们每人一条长长的缠头和一件旁遮普大裤，把他们打扮成锡克人，最后到达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的达卡。两天后，一架美国飞机又把一身美军打扮的他们送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在这里，他们接受了为期4个月的训练。

　　1957年8月，这些受训结业的康巴叛军被空投到西藏，其使命是指导叛乱并促使达赖公开向美国求援。其中两人与贡布扎西取得了联系，并于1958年1月在达赖的夏宫罗布林卡秘密会晤了达赖的管家帕拉·土登维登。

　　1958年秋天，中情局又向川西理塘地区空投了4名受训结业人员。在这4人中，有1人着陆后被击毙，其余3人在刚找到一股叛乱武装后就被解放军包围，两人被打死，只剩下该小组的头领旺堆嘉措最终进入了西藏。因为电台丢失，中央情报局一时无法对康巴地区实施准确空投，只好于1958年7月和1959年2月对西藏中部的贡布扎西余部进行了两次武器空投，其中有403支步枪、20挺轻机枪和60箱手榴弹，以及几口袋当时在西藏可以流通的印度卢比。由于叛匪来自不同地区、由不同的头人率领，各股叛匪见钱眼红，竟发生了激烈的火并。

　　从1958年开始，中央情报局又先后遴选了170余名康巴叛乱分子在琉球、塞班等地训练。因这些高原来客不习惯海岛气候，中央情报局遂又选择了与西藏地形、气候相近的美国本土科罗拉多州洛基山脉海拔10000英尺的赫尔营作为“康巴游击队员训练基地”。为了掩人耳目，1957年7月16日出版的《丹佛邮报》宣布，赫尔营即将启用为军事试验基地。在这个机密的营门口，赫然悬挂了“危险！请勿接近！”的牌子，登山者见后都以为是核废料处理场。营地的警卫也得到了命令，凡遇未经许可闯入者，一律就地击毙！

　　此后，美国人又先后对康巴叛军进行了30多次空投，重点支援昌都北部和青藏交界处聚集的叛乱武装，投下的物资多达250吨，有近万支M—1步枪、冲锋枪等枪械以及轻便的57无后坐力炮和高射机枪。还有40多名从赫尔营训练出的人员带着电台空降下去，担负指挥和联络任务。这些特务中除10人逃到印度，2人被捕(至1979年被宽大释放)外，其他37人不是被击毙，就是在雪岭荒原逃窜时死于寒冷和饥渴。

　　据1998年9月15日《洛杉矶时报》的报道：“根据最新公布的美国情报机构文件，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央情报局每年向西藏流亡运动提供170万美元用于开展反对中国的活动，其中包括每年向达赖喇嘛提供18万美元的津贴。”

　　以木斯塘为基地继续袭扰西藏1958年6月，贡布扎西率领的部分叛军骨干部队，带着美国空降的两名特务和电台，离开拉萨一带，在山南地区建立“根据地”，组织了“卫教志愿军”。

　　1958年11月，中央情报局通过“麦克马洪线”以南印度占领区，向山南叛军运送了226驮武器装备。次年1月，又通过尼泊尔运入40驮物资。这些武器弹药原本是中央情报局为支援印度尼西亚叛军准备的，但在印尼叛军被苏加诺政府平定之后，这些武器弹药成了多余物资。而将其用作援助康巴叛军，自然成了这些物资的“有效利用”。除此之外，美国人还从巴基斯坦出动U—2高空侦察机深入西藏上空进行间谍飞行。

　　1959年西藏叛乱失败后，达赖一伙逃往印度。中央情报局眼看西藏境内的叛乱武装已无生存基础，遂于1960年与担任达赖“流亡政府”“外交部长”的嘉乐顿珠及康巴武装头目贡布扎西商议，决定在中国境外建立一块基地来长期袭扰西藏。经过一番挑选，他们看中了尼泊尔境内半独立的封建领地木斯塘。木斯塘一带山高林密，地方首领信喇嘛教并不受政府管辖，况且紧邻西藏边境，进行渗透行动十分方便。不过当地人烟稀少，一切物资供应均要靠美国解决。1961年3月，美国总统肯尼迪批准了这笔每月需几十万美元的开支。中央情报局还专门在尼泊尔注册成立了“亚利桑那直升机”航空公司，为叛军提供武器和粮食补给。到1960年底，在小小的木斯塘挤下了2000多名叛军。这些叛军以木斯塘为基地，不断对我国境内进行袭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康巴游击队”对等于送死的袭扰日益消极，中情局一再督促他们出战却得不到积极回应，于是于1965年停止了空投。不过美方还是继续提供少量经费。为了争夺数目有限的空投物资，康巴叛军首领巴巴益西、嘉乐顿珠和贡布扎西的侄子旺堆发生了火并。

　　美国对木斯塘叛军的空投补给引起了周边国家的不安。1960年11月底，印度政府向美国表示，印度军队会采取有力行动打下侵犯印度领空的美国飞机。由于美国在木斯塘的行动事先没有照会尼泊尔政府，因此在1962年中国政府为此事向尼泊尔方面进行交涉时，尼泊尔方面表示完全不知情。在中方的一再要求下，尼泊尔政府对其境内的康巴叛军采取了行动，并驱逐了与叛军有联系的美国外交官洛基·斯通，禁止美国援助团使用其专用机场。

　　1972年前后，美国总统尼克松决心改善中美关系。此时的西藏分裂集团自然成了美国的战略棋盘上一粒“弃子”，中央情报局对其的秘密支持也随之停止。

　　1973年，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访华。在会见比兰德拉时，毛泽东主席催促尼方尽快肃清境内的康巴叛军。1974年7月，尼泊尔政府军包围木斯塘营地。那些离乡背井十余年的康巴人绝大多数交出了武器。最后一任木斯塘叛军司令、第二批被空投回藏的塞班岛训练班毕业生旺堆嘉措拒不服从，企图率领一股人马突围去印度，结果在山口被尼泊尔军队击毙。

　　1995年11月，达赖在自己长期居住的达拉萨兰会见了已退休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当年负责空投行动的约翰·肯尼思·克瑙斯。回顾两人从前合作的往事时，达赖不无悲哀地说道：“美国政府卷入西藏事务并不是为了帮助西藏，而仅仅是冷战时期对付中国的战术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