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那年我十七岁，在拉萨中学读初一。我一直积极要求进步，入团申请书写了几回，但都没有批准。班主任次仁拉姆说我入不了团的原因是我没跟家里划清界线，要求我凡是家里的事情都要向老师汇报。可我又没什么要汇报的。我们是住宿生，星期六才能回家，星期天就返回学校，哪里知道家里多少事呢？不过为了表示进步，我还是说了一些，结果我的这点交代被一位叫谢方艺的老师（时任学校团总支书记）编写成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要做一个劳动人民的好儿子》，署上我的名字贴在墙报上，曾经在学校里轰动一时。我父母知道了，非常难过，特别是我父亲耿耿于怀，好几年心里跟我都有疙瘩，很多亲戚从此不理我。可就是这样，我还是没能入团。
我班的藏文老师叫龙国泰，藏名叫索朗坚赞，是一个博学多才的翻译家。他是过去清朝驻军的后裔，母亲是藏族，他家里是种菜的（过去留在拉萨的汉人许多靠种菜为生）。他比我大不了多少，跟我关系很好，现在已故。他对我说，看这个形势这么下去的话，会对你越来越不利的，不如跟我一起去罗布林卡避一避。当时他得了肺结核，建议我也装病，反正那会儿已经不怎么上课了，我就带上他的几包药去学校医务室，要求隔离治疗。医务室的王医生当时去内地休假，一个教体育的杨老师在当代理医生，一看见我拿着雷梅峰等治疗结核病的药，就通知我的班主任说我得了肺结核，为防止传染必须隔离。班主任无奈，虽然同意我离校治病，但还是组织全班同学给我开了两天的批斗会。为了准备这次批斗会，班主任老师事先已经召开了全班的动员会，只是对我保密而已。两名绰号叫“阿酷”的同学给我报信说你要走就赶快走，否则你要挨斗。批斗会美其名曰：“为防止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农奴主思想对旺多同学的腐蚀，旺多同学在离校去治病前要给他打预防针”。老师规定：不管同学们说的是真是假，有事无事都不许分辩，这是因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那时候我已经喜欢照相了。很早以前，我父亲送了我一部照相机，是英国生产的但在二次大战前已经停产的Carbin牌照相机，以及十几卷早在四十年初就过了期的117黑白柯达胶卷。上中学时，我母亲还背着父亲给我钱，在百货商店买了一架上海58II型135相机。于是就从照相说开了，先是说这是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喜欢奢侈的生活，可后来味道就变了。多数同学为了应付老师，不疼不痒地批评了我一番。有的同学确实指出了我的一些毛病，但是，也有个别同学可能是想紧跟形势吧，胡编乱造，纯粹编瞎话，说我从布达拉宫顶上拍拉萨全景和拉萨大桥，军训时拍解放军的军事表演——虽然这是学校团总支指派我去拍的，而且底片都被谢老师收走了，然后联系到1959年逃到印度的我哥哥身上，这样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我也就有了“印度特务”的嫌疑。那个谢老师也说我拍了军事情报，更是火上浇油。不过当时还没怎么的，“打针会”结束后，我就和龙国泰搬到罗布林卡去了。时间是1966年3月。
我们在罗布林卡的日子起先过得很充实。龙国泰让我做他的助手，找资料，后来还出了一本书，叫做《藏文辞典》。西藏过去的书，无论是佛学、历史、文学还是医学，天文历算等等，装订形式全都和经书一模一样，所以我找来的书都是这样的，但事后批斗龙国泰时都变成了他的“罪证”。
我可能是拉中第二个被批斗的学生。在我之前有一个女同学，高六六级的，名叫德钦白姆。当时老师布置写作文，她的作文是《记仁增白姆的一家》，写的是贵族桑岭晋美一家的故事。仁增白姆是她的姨姨，从五十年代初期就追求革命。其实桑林一家从50年代初期就紧跟共产党。她还写了仁增白姆在1959年的“平叛”中光荣牺牲了的哥哥和早就是中共党员的桑林姨妈等。但她的这篇作文并没有受到老师的好评，反而被认为她不写广大的翻身农奴，却歌颂剥削阶级，这说明她的立场有问题，因此她的作文被刻印成蜡样，在校园里传阅并很是批判了一阵。语文老师潘宗成还在课堂上把我叫起来问道，旺久多吉，这篇文章你看没有？我回答说看了，写得不错，结果没想到老师马上对全班同学说，你们看，你们看，天下乌鸦一般黑。
拉萨中学是最早出现红卫兵的学校。当时在我的同学中，只有成份最好的才能当红卫兵，开展揭批老师和像我这样的学生的活动，但没怎么打过，不过在武斗时，听说“造总”的同学打过“大联指”的老师，像潘老师就曾被67级的几个学生把眼睛蒙上，弄到麦地里狠狠地打了一顿。但总的来说，这种学生打老师的不多。因为组织成立红卫兵的就是几个老师，像陶长松（曾经是“造总”司令）和谢方艺等。文革刚开始时，老师起的作用很大，到后来学生的作用也挺大，像“造总”里面有一个由骨干分子组成的组织，叫“专打土皇帝联络委员会”(1967年被打成反革命组织而取缔)，就是拉中的几个老师和学生当头头。这不，老师和学生都平起平坐了。
1966年5月16日，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出台以后，拉萨的气氛就逐渐紧张了，最早是斗《西藏日报》的金沙，当时他是宣传部部长兼报社总编，接着斗交通厅的侯杰和达瓦，他们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8月开始“破四旧”。我在罗布林卡听说了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去砸大昭寺。有一天，教物理的何老师跑来告诉我说，你赶紧回去，把家里的菩萨都处理了，不然的话，有人会借这个名义抄你们的家，你们家会损失很惨重的。这个老师是个汉人，四川人，现在还在拉萨。我马上回家对母亲讲了。我妈妈不高兴地说，那你去扔吧，我们不敢扔，菩萨是我们塑的，我们怎么能做这种事？可是我也不敢扔，于是就拖了一段时间。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很不好的梦，梦见我家只剩下一间很小的屋子，我从石阶上去，看见屋里的佛龛东倒西歪，而且满满的灰尘。还看见妈妈头发全白了，正在擦佛龛，可是不管怎么擦都有很多灰。我一进屋，妈妈看见我了，流着泪说你父亲已经去世了，就在门背后。我回头一看，见父亲被裹成一团胡乱堆放在那里。醒来后我觉得这个梦不对，赶紧跑回家告诉妈妈，妈妈再三叮嘱我，不要把这个梦告诉父亲。没过几天，我听说我家被抄了，父母被游街了。
拉萨的“牛鬼蛇神”第一次游街的第二天，罗布林卡里的园林工人组织的红卫兵造反队跑来抄我和龙老师的宿舍，把我们的东西全都扔到罗布林卡的大门口，还把我的相机里的胶卷扯出来曝光。当时我拍了不少照片，大多拍的是壁画，像“措吉颇章”就是“湖心亭”那里面有很好的壁画，但这些壁画在“破四旧”时都被砸得乱七八糟。我们的收音机也被说成是“收听敌台”的证据，可说实话，“敌台”在什么地方我还真不知道。他们勒令我俩在大门口低头站着，站了一上午。当时还来了很多红卫兵，不过没有我们学校的，是别的学校的。他们聚集在一起，要给罗布林卡换上一块新牌子，名字叫做“人民公园”。后来学校来了一辆马车，上面坐着几个红卫兵，拿着红缨枪，把我们押送回学校分开审问。龙老师的罪名是私藏经书。这么审问了一个星期，批斗也逐渐升级，我被正式说成是“印度特务”。这时候“十六条”已经出来了，其中有一条我到现在还记得，是说“学生哪怕是右派，也要留到运动后期处理”，我就抓住这一条跟学校争辩，学校只好派几个同学把我押送到我们家所属的丹杰林居委会（后来改名叫卫东居委会）监督改造。
那天正是我父母第二次游街。我被押送回去时，看见他们和其他“牛鬼蛇神”游了一大圈之后全被带到了我家里。家里已经乱七八糟，院子里挤满了人。有一个姓严的工作组组长，据说他后来在人民银行，现在可能已经退休了，他当时从我家里拿走了不少东西，还没收了我父亲的一套蔡斯A康相机，再也没有归还。
我父母被游街过好几次，还被隔离开来不能见面，父亲在东边的一间屋子里关着，母亲在西边，都有居委会的七八个红卫兵看守着。每次游街，他们都给我父亲穿上我们家的护法神——“孜玛热”的法衣，给我母亲穿上旧时贵族太太的装束。这一年，我父亲65周岁，我母亲47周岁。后来，父亲对我说：“当时抓我游街的时候，我很担心他们逼我穿袈裟，这样我会羞死的。还好，他们要我穿的是跳神时‘孜玛热’的法衣，这倒让人有一种演戏的感觉。而且在游街的时候，除了一个小男孩冲着我说‘老实坦白’，围观的人群里没人打我、骂我，还不错”。记得有一次批斗会结束后，我赶去扶父亲回家，却被父亲斥道，快去帮助你的上师。我的上师是色拉寺著名的高僧拉尊仁波切，已经八十多岁了，他是一位大成就者，在多年的特殊修行中，身体逐渐缩小，变轻，使我感觉背的是个小孩子。后来，在一次抄家时，一个居委会的红卫兵把从仁波切房中抄来的金刚杵砸向仁波切的头颅，老人当场流了很多血，第二天就圆寂了。当时不准搞传统的习俗活动，包括我们西藏处理死者的特殊方法和仪式，只能草草地把我上师的遗体送到天葬台喂了老鹰。
不久我母亲被他们从家里带走关在居委会里，父亲还是关在家里。除了两间小屋，其他房子都被封了，但钥匙都在居委会的人手里，一到晚上他们就来拿东西，我们碰见过好多次可也没办法，想着只要人能活下来就不错了，东西你们要搬就搬吧，无所谓了。记得在批斗我父亲的人里面有个叫扎西的马车夫，文革期间是卫东居委会副主任，他在抄我们家时，不仅抢走了衣物和珠宝，还抢走了政府在“赎买”中发给我父亲的存折，当时我找到他要求他把存折归还，并毫不退让地说这存折又不是“四旧”，如果不归还就要上告，哪怕告到北京也要告，这人才将已取走了200元的存折还给了我。
那时候，我的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很小，我除了劳动还要给父母和弟妹们做饭。母亲是见不到的，只能把饭送到门口，让只有三岁的妹妹端进去。我母亲被关了将近半年，我一直没有见到她，听说被整得很惨。1967年年初，有人带话来说我母亲疯了，叫家里人去接，我赶去一看，见妈妈已经疯得一塌糊涂，只好把她捆在架子车上拉回家。其实主要是看守她的那些人捆的，捆得身上到处是伤，父亲以为是我做下的事情，非常生气。我母亲的病在人民医院用针灸治疗了一段时间有所好转，但当时看病很困难，病历的封面上写着“反动农奴主”，每次去看病心里都受尽屈辱。又没有钱，父亲的工资停发了，只好把家里剩下的东西给变卖了，我有一个很好的手表，“欧米茄”，卖给一个尼泊尔商人只得了一百多元。
在居委会接受改造的那段时间，我被编在“六类分子子女”小组里。这“六类分子”是从当时的“公安六条”里除了“地、富、反、坏、右”再加一个“走资派”这么来的。一共有三个被管制的组，除了我在的那个组，还有一个是“牛鬼蛇神”组，都是一些过去的统战对象，包括我父亲，现在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帕巴拉·格烈郎杰等三四十个人；另一个是“社会上的领代分子”组，主要指的是1959年参加“叛乱”的领主和领主代理人及其配偶等。白天劳动，什么活都要干，包括给居委会的头头搬家。晚上开会，先是学习中央文件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然后自己交代问题。
有一天晚上，组长来叫我，要我第二天早上八点带着被子和食物去集合，也不说干什么，反正当时什么事情都不说清楚的，要你去哪里，你就得去哪里。我找了一个破箱子装了些东西一大早赶去了，看见有十几辆军车上坐满了人，我上了其中一辆，也不知道要上哪里就被带走了。我心里很茫然。结果一家伙给带到了林芝，又从林芝县下去经过米瑞乡过了当谅渡口。这里我倒不陌生，因为这儿有我父亲的寺院——德木寺，过去我来过，但心情已经完全不同了。最后我们被放在一个山沟沟里面，原来是要我们在这里修公路。这里是米林县。我们要修的是一条从羌那到米林的国防公路，附近有驻军。在一起修公路的人有三百多，领头的当然是积极分子。在修路的五个多月里，我心里反倒轻松多了，尽管生活艰难，每天只有六毛钱，买了糌粑和一斤半的酥油就所剩无几了，但比起拉萨的日子好过多了，我指的是精神上。因为我会说汉语，就让我给经常要打交道的部队当翻译，后来熟悉了，每次去山上挖野菜的时候，一般都有两个解放军跟着，因为山的那边是印度，得提防有人叛逃越境，我去的话就没人跟了，有时候还可以偷个懒，被他们叫上聊天，吸上几支那些军官的烟。既然是“通司”（藏语，翻译）了，也不挨斗了，那还真是一段好日子。但修路结束返回拉萨又是老样子了：劳动，学习，挨斗，天天如此。
就在这时，在我们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这是1967年7月，我从米林回来的当天，一进家门，看见父亲戴着帆布手套正在烧火，觉得冷飕飕的，周围有一种非常凄惨的感觉。父亲看了我一眼说，儿子回来啦，是件好事，值得高兴，可是啊，有个不好的消息告诉你，你妈妈已经去世了，你有什么愿望，要祈祷什么，你妈妈的遗物在屋里，你去拜一拜吧。我一听简直不肯相信是真，冲进屋里一看，见桌上放着妈妈天葬后留下的“人黄”。妈妈果然死了。我起先是气愤，紧接着特别伤心，头脑全部空白，顿时就神志不清了三四天，饭也不吃，觉也不睡，话也不说，也没有眼泪，整个人成了一个呆子，等到清醒过来就乱发脾气。那一段居委会也不叫我去改造了，可能觉得我已经成了一个废人了。
不久我父亲大病了一场。两年前，在拉萨举行抗议美国侵占巴拿马运河什么的大游行时，他去参加游行，摔了一跤，昏倒了，抬回家检查是高血压，180/220，不过慢慢治好了。可这次是220/260，医院都说他不行了，但想不到第二天他醒过来了。我母亲也是高血压。后来听父亲讲，我去修公路时，妈妈的疯病本来已经好转，不再乱跳乱叫了，有时候还比较清醒，但又被居委会拉去斗了两次，结果病情又加重了。有一天厨房的灶上烧着一锅开水，妈妈见水开了，急着去看，刚走进厨房就摔倒了，头也破了，流了很多血，第二天早上就去世了，才48岁。
不久拉萨的武斗开始了。我因为粮户关系在学校，每个月需要去学校买粮食，一路上都得从正在武斗的两派中躲躲闪闪地穿过去。其实粮食根本不够，但只要保证生病的爸爸有饭吃就行了。我们常常挨饿，有时就把包裹酥油的皮子煮来充饥，那皮子都是牦牛肚或者羊肚做的，用水洗一洗，煮上几遍，吃着还挺香。不过也有好心人偷偷地送些食物、煤油等东西。这些人里面有过去给我父亲当过佣人的，有些是他的朋友，有些是崇拜他的信徒，因为他毕竟是在宗教界里威望很高的大活佛。其中就有我父亲原来的司机，是一个青海的汉族，叫马毅烽，他娶了一个藏族女人，生了不少女孩，都给取了藏族名。他有时送酥油，有时送肉，通过一个叫降央的喇嘛捎口信，当我们在街上或别的什么地方遇见了，在擦肩而过时悄悄地说，龙王潭从东边或西边数的第几棵树下面有一瓶煤油，第几棵树下面有一坨酥油。多数时候是藏在那里，也有放在小摊上或者卖锅魁的小店里，我们去拿就是。也有的是直接送到院子里，不过是把东西放在藏袍里，从大门进来时背着手在院子里转一圈，看看有无监视的人，若没有什么情况，就朝我们的窗户瞥一眼，然后把东西放在一块石头下面或厕所旁边。如果有人看着，就给我使个眼神，他先走一步，我远远地跟着，一直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再把东西交给我。
有一次我去拉中买粮食，因为卖粮食的那个刘管理员是“造总”的，得去“造总”的总部才能找到他。“造总”的总部在过去的“尧西公馆”，也就是达赖喇嘛的家族居住的大宅院。我好不容易找到他，可他正忙着写大字报不理睬我，我只好回去。在走到新华路也就是今天的朵森格路路口，看见居委会的治保主任、农牧民司令部（属于“大联指”一派）的副司令益西带着一帮人站在那里。他们都拿着抢，一下子围住我厉声盘问，听说我去“造总”总部这还了得，一口咬定我是给“造总”送信去了，不由分说朝我就是一顿痛打，直把我打昏过去。当我醒来后只觉得口渴得很，感觉像是做了一场梦，那梦里我好像一直在走路，不停地走，又渴又饿。用“阿嘎”土铺的地面很凉，让我发抖。我睁开眼打量四周，原来是在一间很大的黑咕隆咚的房子里，有几个男男女女也跟我一样被关在这里，其中一个女人是我家的亲戚，她跑过来对我说，你终于醒过来了。然后用一个搪瓷大碗盛满了水给我喝，我一口气就喝完了。这是什么地方？我问她。她说这是尧西平康的房子。尧西平康也是一个大贵族，是十一世达赖喇嘛的亲戚。
就在这房子里，我被关了一个多月。白天我们还是得出去劳动，用马车去次觉林拉“阿嘎”土，但没有马，是让我们来当马，那马车上还坐着一个端枪的人，时不时地吆喝两声，用枪托朝身上捅一下。一到晚上我们就得轮流挨批斗，让我们交代的问题很多都根本不着边际。我的手臂被用浸过水的麻绳捆着绑在身后，时间一长，麻绳干了，那胳膊疼的不得了。记得有一次斗我，一个叫晋美的据说先是“造总”，这时是“大联指”，他对我又是骂又是打，突然间，他的两根手指一下子朝我的眼睛捅过来，我心里一惊，想这下我的眼睛要完了，就往这人身上扑了过去。反正完蛋就完蛋，眼睛都要没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就在这时，造反派堆里一个铁匠的儿子猛地拉了我一把，把我拉到他的身上，这场灾难就幸免了。当然那个晋美很生气，说我是在“反扑”，使劲踢我。我说我不是“反扑”，只是站不住摔倒了。说着说着我实在受不了，就索性向台下批斗的人群冲过去了，有两个“大联指”的人一把抓住我，把我押到另一个房间里，我以为他们还要折磨我，但没想到这两人开始给我松绑，可麻绳解开了，我的两只手还绞在一起放不下来，他俩想要硬扳开来，我却疼得不行，于是他俩就替我搓手，一直搓了很长时间，手才很不容易地放下来了。唉，想起这些事情真的是很恐怖，这时候我才18岁。
我一直想找机会逃回家，在一次放电影叫我们去取机器和胶片时，趁着戒备很松，装着去解手，从厕所的矮墙翻出去，再跳到隔壁的房顶上和围墙上，就这么逃脱了。可我又不敢径直回家，怕他们跟着找来，就在冲赛康的一个甜茶馆里躲了几个小时，当然身上没钱喝甜茶，不过老规矩是可以在墙上划个记号表示赊帐的，我就划了一个记号。那老板也认得我，但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居委会的，他也不怎么了解我的情况就没说什么。直到天快黑了，我才溜回家里，一到家发现父亲病得相当厉害，不省人事，他的一个曾经在下密院给他当过佣人的喇嘛正在给他熏药香，看见我简直是悲喜交加。我呆呆地站着发楞，哭也哭不出来，好半天才抓住父亲的手使劲地搓，搓了一会儿父亲醒过来了，看着我说，哦，儿子回来了。从这以后，父亲又慢慢地好转了。
因为我们住的这一片当时是被“造总”下面的一个“造反公社”组织控制着的，所以“大联指”的治保会也没人来抓逃跑的我。我说过，这会儿正是两派武斗的时候，“大联指”安了一个高音喇叭，“造总”也在我们家附近丹杰林寺的楼上安了一个高音喇叭，声音很大，每天都是毛主席语录、“造总”歌曲，我们的耳朵都要被震聋了。说来好玩，有一次喇叭里刚刚铿锵有力地念了一句“最高指示”，突然声音变调了，慌里慌张地喊道：“五二三开枪了”。这“五二三”指的是“大联指”下面以话剧团为主的文艺组织。可能是又一场武斗爆发了。不久我和跟我一样的“六类分子”又被交到“造总”手里，我的左耳就是那次被“造总”的一个小头目打成半聋的。虽然两派之间武斗不断，我们这些人则在两派之间转来转去地挨斗、劳动，没什么两样，直到革委会成立以后才有所放松。
“三大领主”里面也有很多浑蛋。把我母亲逼疯的，就是我母亲一个表哥的儿子。他是拉萨中学的老师，叫单增。文革开始时，他因为成份不好也是“牛鬼蛇神”，但他表现很积极，就当了“牛鬼蛇神”组的组长。我妈妈也在这个组里，但他对我妈妈很不好。有一次劳动去掏粪，他使劲地扔很多粪往我妈妈的背篓里，我妈妈背不动，说这样太重了，少点儿吧，结果他转身就从厕所里拖出一块又脏又臭的破布，一把塞到我妈妈嘴里。我妈妈哪里受过这样的侮辱，受了很大的刺激。
这人的老婆也是个极端分子，也争着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说起他们，直到现在我也不可理解。这两个人对我们家是特别地狠，比那些在文革中冲锋陷阵的翻身农奴还要狠得多，是为了划清界线吗？当时的“牛鬼蛇神”里面没有不恨他的，因为都被他整得很凶。尤其是他们对我妈妈做那样的事情，让我特别记恨。有次在丹杰林寺一个放盐巴的仓库（过去是“几吉拉康”，也就是大威德金刚殿）附近，“牛鬼蛇神”们在那里修围墙，休息时，多数人坐在东边晒太阳，就这两口子靠着西边的墙上吸鼻烟，突然墙倒了，把他俩的腿砸伤了，但没死。我听说后还问父亲，他俩怎么没死呢？
我在当时真的很恨他们。有一次在街上碰见我们居委会治保主任的儿子，他是农牧民司令部的通讯员，跟我还算熟悉。他手里提着一个袋子说有蚕豆让我吃，我抓豆时劲用大了，袋子一松，蚕豆撒了一地，跟着滚出一个铝制手雷，我一把抓在手里。那人抢不过去就叮嘱我说，不要杀人。我说我不会杀好人。其实我心里已经想好了，要杀那家人。几天后的一个早上，我很早起来，把手雷的销子拔掉，按住上面的一个扣，揣在裤兜里，去了他们家。进门一看，那一家人都还睡着，那情景，唉，惨得很，屋子里到处是灰尘，脏得一塌糊涂。灶台上有个锅，锅里的水上漂着尘土，好像很久都没有开过伙似的。一家四五个人全睡在地上，几个孩子那可怜样子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我心里发酸，就掉头回去了，把手雷上的销子也重新插上了。到家后，父亲问我一大早干什么去了，我本不想告诉他，可他看见我裤兜里鼓鼓囊囊的，就让我拿出来，见是手雷非常吃惊。我就说我是想去炸单增一家的，但见到他家那样就算了。父亲说你幸好没炸，不然咱们都完了，不能做这种事。然后让我把手雷给还了。我记得父亲还说了这么一句，你不要急，恶有恶报，很快会有的，你看着吧。
1969年年底，我们准备下乡当知青，一天早上仁布活佛跑来拿东西，说要把尸体裹起来拉到流沙河里去埋。一问原来是单增一家出事了。原来拉中要“清理阶级队伍”，据说过去的“三反分子”、“右派”、“领代分子”等等都要被重新清理，单增也被再次抓起来准备批斗。肯定是出于恐惧和绝望，在批斗会的前一天夜里他逃跑回家，还掉了一只鞋子在学校里。他用一把折叠水果刀把老婆和三个女儿都杀死了，然后自己自杀了。我去看了。那血溅得到处都是，相当可怕。单增还有一个女儿，在一个军人家里当保姆所以幸免，听说如今在仓宫寺当尼姑。
回到家里我对父亲说了这事，还说他家里只剩下了一个女儿。父亲直叹息，说，米拉日巴当年用咒语下冰雹，把害他一家的叔叔和姑姑全家打死的时候，不是也留下了一个人吗？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证实这样的事情，那么世人是不会相信因果报应的。必须要有人来证明这样的事情，人世间才会有人相信因果报应。一旦人们相信了因果报应，作恶的人就会越来越少。
所以我信佛也是因为这些真实的事情，不由我不信。当然，因果报应确实存在，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序呢？怎么运行又怎么体现的呢？当年知道这件事的人们，都认为这是丹杰林寺里我父亲的护法神“孜麻热”在惩罚他们，因为他们对我母亲实在是太狠毒了。
我母亲有一个心病。本来1958年的时候，我父亲打算迁往印度，从此离开西藏，就是因为我母亲终究未能走成。实际上1956年他们去印度参加佛陀诞辰纪念日，回到拉萨后我父亲就积极准备移民去印度，还买了一辆吉普车和一辆卡车，买了很多汽油。又用旧报纸把他喜欢收藏的瓷器、古董等一一包好，装了好多箱。并且准备把房子卖给尼泊尔领事馆。但那时候我母亲和巴索活佛好了，还怀上了他的第二个孩子，就死活不想去印度。当时商量这件事时，我就在父母跟前玩，是在我家的花园里，在场的除了我父亲的老朋友，一个尼泊尔商人，还有巴索活佛。我听见父亲对母亲说，这以后的日子对我们这种人会越来越不好过的，如果现在不走以后就没法走了，到时候你可不要后悔。并对那两人说，你们要为今天的事情作证。说完，我看见父亲有些生气地拂袖而去。
1959年3月10日，有一拨所谓西藏妇女到我家楼下示威，还用石头砸玻璃，喊着要杀我母亲，说这是因为我母亲阻止我父亲跟随达赖喇嘛去印度。为此，1980年我去印度探亲时，还就这件事专门问过当年的一些知情人。他们说，当时他们谁都不知道达赖喇嘛要逃往印度，突然接到噶厦的通知要他们去罗布林卡开会，在罗布林卡的紧急会议上才知道要非去印度不可了。当时还让他们提供了一份逃亡者的名单，名单上就有我父亲，因为德木活佛是健在的活佛里面管理护法及其他密法成就上最有权威的一位。但这个口信送不出去，所以我父亲并不知道。可是不知话是怎么传的，传来传去，竟变成了我父亲要陪同达赖喇嘛去印度，但我母亲不让他去，于是很多不明真相的人就迁怒于我母亲。所以我母亲很害怕。过了两天，西藏军区的吉普车来接我们全家搬到军区住，但我家大门在慌乱之中早被堵死了，根本出不去，结果印度没去成，军区也没去成。后来，尽管我父亲对没能去成印度并没说什么，但我母亲却是相当后悔，特别是我被当作“印度特务”抓走以后，她天天说，是我害了你们，是我害了你们的父亲，终日以泪洗面，认为是自己连累了全家，这也埋下了她精神失常的契因。
1968年年初，我到一个建筑队当木匠去了。我当了差不多两年的木匠。先是当“钉子木匠”，就是爬到屋架房梁上钉钉子，后来还干过家具活。1969年年初，设在拉中的军宣队到居委会来叫我回学校，说是给我平反了，让我下乡当知青。可我返回学校却又没动静，只好回家，不久跑到一个叫做绕莫岗的村子里做农具去了。我在那里待了两个月，很受农民的欢迎。每天的工资是一块二毛钱，还管吃管住。有一个长得不太漂亮的女孩喜欢上了我，经常追我，她的母亲也有此意。我只好想法躲她。她对我非常好，经常给我送点儿酥油、奶渣，实际上她家很穷，母女两人只有两头牦牛。有一次还叫我去她家做床，那木头全是又细又圆的撑子木，这怎么做嘛？只好想法拼凑在一块儿，三天就做好了。那天她们想留我在她们家里过夜，我惊恐地溜走了，不过现在想起来还是有点愧疚。过了望果节后我要回拉萨，因为村子里要我干活的人家里不是都能付得起钱的，所以有的给青稞，有的给牛粪，给什么的都有，我就雇了三四头毛驴驮上东西回去了。
9月份，军宣队又来叫我去下乡，我不怎么想当知青，还想当木匠到绕莫岗一带晃，那里很自由，开会也不叫我，于是就没报第一批，可终究还是躲不过去。一个姓江的老师好意对我说，你下乡吧，形势肯定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的，将来你会有一个工作的，不会太久。这样在他的动员下我就报了第二批，想不到下乡的地点就在城关区纳金乡，当时叫东风办事处，离拉萨不远。但其中有两个高班的女生被分到色拉寺下面的扎其村，她俩不愿意去，理由是那里有很多过去的藏兵和还俗的僧人，担心不安全，那我就说咱们换吧，于是我和一个男同学去了这个离拉萨更近的村子，当时叫做先锋公社第四生产队。
村子里的老百姓对我们非常好，把过去色拉寺的一个“堪布”（藏语，寺院高僧）住的房子给了我们，还给我们最高的工分——八分，这比起很多只有四五分的同学简直好多了。他们说我们可怜，城里长大的孩子到农村来吃苦，尤其是我，那么大一个家族的孩子，真可怜。他们经常叫我们去吃饭，还允许我们经常回家。到了年底我们分到了粮食，折合成人民币两百块左右。还可以换点酥油和肉带回家里。这种形势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变松了”。在农闲季节，我们还组织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处演出，都是年轻人，有知青也有农民，大家都相处融洽，也没人歧视我，我的心情非常好，那会儿真的是一段很好的日子。我拉过二胡，敲过鼓，演过解放军，还演过剥削、压迫农奴的“三大领主”。我还跟别人合作写了一个忆苦思甜的剧本。我们喜欢去部队演出，因为部队的伙食很好。一般是“八一”建军节前和年前去演出，这样部队就会来村里帮助贫下中农收割庄稼或者干点别的活，军民鱼水情嘛。
在我当知青的时间里，我还学会了电工，看一些简单的病，扎扎针灸什么的。后来还被安排到公社办的小学校里当过老师。当老师没几天，有两个孩子特别调皮，上课时又是放屁又是打架，有一次打得不可开交，我气坏了，把两个小孩抓过来，把他俩的头互相碰了几下。这下不得了，那孩子的家长带着人闹起来了，说农奴主的儿子打我们农奴的孩子，要变天了，等等。结果我差点脱不了干系。我于是知道不管我怎么改造，我还是一个“六类分子的子女”，甚至连传达“林彪事件”也没有资格去听。
那时候我父亲的腿已经走不动了，只能勉强上厕所什么的，总是在家里躺着。周围有一些人，像他过去的弟子、一些亲戚轮流来照顾他的生活。我也常在冬天积极要求到拉萨市区来积肥，这样就能抽出时间陪父亲。积肥是这样的，凌晨三四点钟赶到冲赛康集合，三四个人一组分头去掏厕所，天亮就可以收工回家了。那时拉萨的厕所都归国营农场掏，所以我们的积肥实际上是偷盗粪便。有一次在小昭寺偷厕所，被一个老太太揪住了，她骂我们是小偷，要把我们带到居委会去。我说拿点儿屎也叫小偷，这不是太可怜了吗？就装哭起来。那老太太笑了，说算了，你们走吧。还有一次掏冲赛康的一个厕所，那会儿是冬天，屎尿都结成了长长的冰柱，得用十字镐来挖，我正埋头挖的时候，突然上面有人拉肚子，浇了我一头的稀屎，耳朵、鼻子、嘴巴里全是屎，那屎在嘴里很咸，我赶紧跑了出来，又不敢嚷，毕竟是偷粪的贼。同伴赶紧从井里打来一桶水泼向我，简直把我给冻坏了。回家后父亲知道了，倒是笑着说，这好啊，这是“卓”（藏语，祥兆的意思）。虽说藏族是有这样的说法，可这“卓”实在是很臭啊，至今，我只要一想到这事儿，那臭味的感觉马上就来了。
1972年5月正式分配工作，把我分到了拉萨北郊的玻璃厂，但1980年，这个玻璃厂被关闭了，毕竟技术、原料各方面很落后。我妻子就是玻璃厂的工人，她的成份好，从来没有受过批斗之类的苦。我在玻璃厂工作时去过讲师团传达批林批孔的文件。我还给工人们从头到尾地讲《水浒》。这部小说我很熟悉，因为我曾经参与过《水浒》的藏文翻译，那还是1968年，是龙国泰组织的，有好几个人一起翻译，我也翻译过其中的好几段，都是私下里在做，后来才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成书。虽然那阵子是在被居委会管制着，可学习的热情很高，总是想方设法地找书来看。当时我家隔壁是西藏日报社，“破四旧”把各种各样的书烧的烧，扔的扔，我们都捡到很多，像西藏的历史书籍之类。有意思的是，居委会的那些头头不是文盲也是半文盲，要让他们写什么东西，他们还得要我们来写，我们就边挨斗边写总结，还要写自己的交代材料，这倒是让自己得到了锻炼。
我当过司炉工，不久在一个汉族厂长的照顾下被派去开车。那会儿能当上司机在拉萨是很吃香的，姑娘们都要主动去追的。不过起初我不想去，我父亲说，以后你不一定要开车啊，多学一点总是好的，这样我就去开车了，一直开到1980年。这时我喜欢照相的爱好也恢复了，虽然家里的相机都被没收了，就经常借一些朋友的相机去拍照。有件事情我很难忘，当时教我开车的是一个浙江金华的师傅，叫蒋海水，他对我相当不错，师母还常常替我补洗沾满油污的衣服。后来师傅买了一架海鸥牌照相机，实际上他根本不会用照相机，只是因为看见我喜欢照相就买了相机。但他不给我，不过只要一出差就带上，到了外面或公园里就把相机给我，我想拍什么就拍什么，连胶卷都替我准备。我这么拍照不久，厂革委会有个造反起家的生产组长，在一次会上说，有的人在文革初期就因为拍照受到批判，居然现在还不收敛。我知道这是说我，所以以后很少再去拍照了，直到1980年我从印度回来，调到文联才正式开始了我的摄影生涯。我拍照都是因为我父亲的影响。
记得1956年我父亲从印度回来，给我和弟弟一人带了一个小相机，又叫110，八毫米的胶片，很小，那是我最早接触摄影。当时我们家正在盖房子，于是我就用这个相机平生第一次拍了些照片，我父亲替我冲洗的。对此父亲只说了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你看看。我赶紧探头看了一下胶片，那上面都是模糊一团，乱七八糟的木头、石头和人影，我嘟哝道，怎么了？父亲没再说话，一抬手就扔到垃圾箱里了。不过这对我也没有多大的打击。在我上拉中以后，因为学校里有喜欢拍照的老师，我的热情又高涨起来。1965年筹备成立自治区展览馆，学校派了几个人去协助工作，我的藏文老师也是我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龙国泰叫我去帮忙，于是我认识了当时几个专门搞摄影的，我对摄影真正有了兴趣。我妈妈悄悄给我买了一架相机。我父亲不让给我买相机，只是把他的蔡斯A康借给我用。照片给他看，他很少做评价，只是说一些不论做什么，事先都要认真考虑这样的话。
我的那架相机，上海58II，在文革刚开始时被我妈妈藏起来了，因为当时家里已经被抄过一次了，很多东西都被抄走了。我妈妈把相机藏在装糌粑的口袋里，想不到在居委会的红卫兵第二次来抄家时还是被他们抄出来了，他们就把相机挂在我父亲的脖子上，以表示那是他的罪证，押着他到处游街。
我父亲可能拍过几万张照片。过去他有一间存放底片和照片的仓库，有一回他把钥匙给我让我去看，那么多，叫我眼花缭乱。有很多所谓的干片和湿片。干片就是玻璃底片，但都在文革中被打烂了。他还有冲洗照片的暗房，文革后我找到的三百多张底片全都是他自己冲洗的。他在暗房里有很多他自己的发明。当时没有电，他就利用窗户来采光，以后拉萨有电了，他就买了放大机自己放照片，是美国的欧米茄放大机。
我父亲的爱好很多也很时髦，他对新生事物有了解的欲望，这可能跟他的性格有关。他的性格是开放性的，再加上生活没有负担，不用为生存而奔波，有足够的钱来浪费。比如说他很早就有收音机和录音机，有一回丹玛森康的女巫降神，他用录音机把她降神时说的话都录下来，然后在她降神之后放给她听，特别有意思。他还有一架电影机，常常在他的暗房里放电影，放的都是印度的老电影，那些16毫米的胶片我现在还留着一些。不过电影机没有了，五几年的时候借给贵族朗顿了。当时朗顿和一个拉达克商人在拉萨开了一家电影院，叫做“德吉维朗”。这应该是拉萨第一家对外放映并且收费的电影院。当时解放军也放电影，不过是在军区或工委里面。“德吉维朗”有两层楼，差不多两百多平米，里面分了几种不同票价的座位。十两藏银可以坐最好的座位，还可以喝甜茶、吃点心，座位前面有桌子。六两、五两、四两、二两的票价也有。他们自己有放映机，也借了我家的。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1959年在展览“叛乱分子”赤江活佛的罪证时，发现我家的电影机也在其中，既然这样，就再也不可能要回来了。后来这个电影院重新扩建了，改名为人民电影院，也就是今天的拉萨电影院。
比较起来，我父亲最喜欢拍照。他喜欢拍家人、友人和认识的熟人，还把冲洗好了的照片派人送去。对此酷爱园林的贵族擦绒对我父亲说，仁波切，不要光拍照片，那是费力不讨好，又要出钱又要出力，而且很难说你满意的照片别人也满意，你把照片送给他，说不定别人还不高兴；何必呢，还不如种苹果种桃子，不用费力它自己就会长起来。这倒也是，因为当时相纸和药水都得从印度买来，成本很高。作为一个活佛如此喜欢拍照，在我的记忆中好像无人对此有异议。不过听父亲说，他最初拍照时，那是二十年代时期，在一次传昭法会上，他把他最早的那个笨相机架在三角架上拍照，有几个铁棒喇嘛远远地就嚷嚷着冲过来了，我父亲赶紧提着三角架就跑，那几个喇嘛跟着追过去，一直追到了我父亲的住处，一看是德木仁波切，吓呆了，慌忙退出去了。
其实我父亲拍照没有什么目的，只是出于兴趣。说穿了就是一种享受，一种娱乐。他拍照最多的阶段是在三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以后就少了。六十年代基本上就没有拍了，原因是当时的政治环境逐渐严酷，怕引起麻烦。1964年，七次扩大会议结束了，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批斗班禅大师，形势变得紧张起来。1965年，政协的一个干部来我家对我父亲说，听说你有很多相机，人家可能误认为这是特务的工具，那么你应该上交。我父亲并不愿意交出去，心里着急，就撒了一个谎说，这些不是我的，是人家放在我这里的。于是政协的干部就接着追问，你必须说，这是谁的？我父亲更着急了，突然想起他的一位也喜欢拍照的好友司玖活佛，就说是他的相机，而司玖活佛恰恰在1959年出走印度，这还了得，那干部大叫道：司玖活佛？他是叛乱分子！你更不应该留着他的东西。这下好啦，全都被没收了，崭新的，好几套呢，全被没收了。只留了一套旧的，折叠式的，蔡司A康，但在文革时又被那个姓严的工作组组长抄走了。我记得我父亲不得不交出那些相机的时候，我在一旁看着，哎呀，口水直流啊。
不过我父亲想得很开，无所谓。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修佛有成就，能够以达观、宽容的态度对待人生。他修行了一辈子。他的修行就是修心，修出一颗平静的心。所以，即使文革期间那么惨的遭遇，他依然能够有说有笑。我记得他被红卫兵看守的那阵子，只有上厕所时那一小段路没人看着，他就甩开我搀扶着他的手，把拄着的拐棍当作藏戏里的道具，一边转动着一边小声地哼唱着几句藏戏，轻轻地跳几下舞步。我还记得一件事情，是1966年的年底，有一回我扶父亲上厕所，从窗外看见我家借给政协的院子里，有个人正蹲在地上烧火做饭。他的头上戴着高高的纸帽子，身上全贴着大字报。看上去他很费劲，吹了半天也点不燃。我父亲认出这人是统战部部长任昌，就对我说去给他送点干牛粪，他这么烧怎么做得了饭。我说我怎么敢去，叫积极分子看见，会说“牛鬼蛇神”跟“走资派”在串联。笨蛋，父亲骂我，你背一筐牛粪走到他跟前，倒在那里不就行了？用不着跟他说话嘛。于是我就照父亲的话去做了。后来八几年时我在阿沛家碰到任昌，任昌还向我表示感谢，连声说我父亲是个好人。
1972年以后，宗教信仰开始有所恢复。据说周恩来特别批示修复大昭寺，为此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请了一些藏文化方面的专家，也组织了一批工匠。当时大昭寺只剩下一尊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其余佛像都被砸的砸，拿的拿，一个也没了，壁画上也是坑坑洼洼的。很多人都不清楚大昭寺里具体安置的是哪些佛像，以及佛像里面应该装些什么“藏”，所以那些铜塑匠、泥塑匠和绘画的师傅都来请教我父亲。但他已经七十一岁了，重病在身，也记得不太清楚，就让我找来五世达赖喇嘛撰写的一部关于大昭寺寺内佛像目录的书籍，边回忆边修复，在他的指导下复原完成了第一层佛殿。修复到第二层时已是1973年，我父亲的生命已在旦夕，那些工匠和画师赶紧先修复法王松赞干布殿，流着泪告诉我父亲，为了他的长寿，专门提前塑好了松赞干布最有智慧的重臣噶尔·禄东赞的像，因为据说德木活佛是禄东赞的转世。于是我父亲写了几个字给他们，意思是，从我个人的愿望，我不想死，请三宝作证。画师和工匠们就问，那以后怎么办？我父亲就对着我的耳朵说话，再由我转述给他们，意思是，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下面的事情你们去找强赤曲吉。强赤曲吉是甘丹寺的大喇嘛。宗教传统上，唯有甘丹寺的强赤法王和夏赤法王，才能坐上“甘丹赤巴”（藏语，甘丹寺的法台）的法座。就这样，我父亲结束了他修复大昭寺的幕后指挥工作。
但是我父亲的寺院德木寺却是在文革以后才修复的。建于十七世纪的德木寺在1950年的大地震中没有被全部毁灭，却在文革中被夷为平地。寺院中最珍贵的强巴佛像虽在地震时得以幸存，但却在文革时彻底消失。那是1969年，不是文革初期。文革初期，部队住在德木寺里，反而保住了。1969年，部队撤出寺院，正遇上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当时德木那边出了两个积极分子，是两姊妹，一个现在是地区旅游局的副局长，还有一个是地区政协的副主席。就是她俩领头砸的德木寺。另外还有一个积极分子曾经在德木寺当过僧人，由他做内线。1990年我回德木修复寺院，整个寺院居然连地基都被挖没了。因为林芝那边建房子基本是用鹅卵石砌起来的，但我父亲在五十年代重修地震之后的寺院时用的都是方石，如今林芝的采石场最早就是我父亲开发的。那些被拆走的方石盖了区政府，以及公社和生产队的办公室、公房。里面的佛像被砸的砸、扔的扔、拿的拿、卖的卖，一个也没了。不过老百姓收藏了很多，我修复寺院时他们归还了不少，但没有完整的和比较大的，年代最早的佛像只找到一尊很早以前从印度请来的释迦佛，可与此同时期的过去佛和未来佛两尊佛像却找不到了，不过那释迦佛的脖子没有了，胳膊也没有了，头挂在德木小学的柱子上，下半身在一个老百姓的牛圈里变成了门，上半身则扔在德木寺的一个角落里，而底座根本就找不到了。我东找西找，东拼西凑，然后用车拉到拉萨焊接在一起，总算是复原了佛像，现在供奉在德木寺里。但那尊精美无比的强巴佛再也找不回来了。
1973年，我还在玻璃厂工作，记得5月1日那天放假，我借了一个135相机跟几个朋友去罗布林卡玩，回家时看见父亲坐在家门口晒太阳，当时他已经病得很重了。他叫住我说，你给我照一张相吧。我心里一酸，推脱说，这个相机不太好，下次吧，我找一个好一点的相机给您拍。但父亲却说，不一定有机会再拍了。我没有太在意他的这句话，只是赶紧给他拍了一张。父亲又说，过两天是“五四”青年节，厂里应该会放假，你要记住去洗照片。我答应了。可是“五四”那天没有放假，我没有回成家，直到5月7日星期天才去照相馆洗照片，然后赶紧拿回家给躺在病榻上的父亲看。看着照片上的自己，父亲叹道，哦，确实老了。就这么一句话，再啥也没说。那张照片现在还在，是张半身像，背景是我家老房子的石头墙，父亲穿着藏袍凝视着给他拍照的我。照片上的他已经很衰老了，非常虚弱。差不多有八九年的时间吧，他又一次见到了照片上的自己，但却是他一生中最后一张照片。5月16日，我的父亲去世了。
最后，我得补充几句我父母以及家里的一些事情。我父亲的父系属于阿沛家族。阿沛当然是西藏很大的一个贵族世家，历史上出现过一个噶伦，但因权力斗争被满门抄斩，由其他贵族世家的人继承了这一名号而延续下来。我父亲的母系属于朗顿家族，这是可以拥有“尧西”称号的家族，所谓“尧西”，指的是历代达赖喇嘛的家族。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就出自于朗顿家族。我父亲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堂弟。
我父亲是第十世德木活佛。德木活佛属于西藏佛教活佛系统中相当重要的一支，所谓“拉萨四大呼图克图”之一，其六世、七世和九世均担任过西藏的摄政王，其中以第九世也就是我父亲的前世最为著名，作为十三世达赖喇嘛执政之前的摄政王，由他而引起的“德木事件”是西藏近代史上因为对权力和财富的争夺而导致的一场悲剧，概括地说，即指传说中关于九世德木“企图通过佛教的驱妖魔术刺杀达赖喇嘛以重新获取统治权力”终究败露而遭致镇压一事。关于这个事件至今众说纷纭，这里放下不表，我认为九世德木其实是内部斗争的一个牺牲品。
我父亲4岁时进入寺院学习。19岁考取格西拉让巴。而后根据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安排，到下密院学习密宗，三年后，在学习了密宗的仪轨、教义、修行的方法并接受了必须的灌顶之后，他去山洞闭关，在那里他有了一些特殊的遭遇，比如认识了一个在拉萨城里开照相馆的尼泊尔人，从此他的命运发生了转折。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圆寂前，曾经把我父亲叫去谈话。他颇有些遗憾地对我父亲说，本来我这么严格地对待你，是想等你从下密院学有所成之后，把你培养成为一个甘丹赤巴，让你继承甘丹寺的法台，然后当摄政，并且把噶厦在1913年没收的丹吉林寺的全部财产归还给你，但看来你没有这个心，那我也只好不强人所难，希望你好自为之吧。据说十三世达赖喇嘛是这么给我父亲交待的。过了没多久，十三世达赖喇嘛就圆寂了。
与我出身显赫的父亲不同，我母亲其实是一个很平常的西藏女人，出生在一户普通的商人家里。她自小生得很漂亮，十来岁就在帕廓街内的仓宫寺出家。仓宫寺是一座格鲁寺院，也是一座相当有意思的尼姑庙，历来多有贵族和商人的女儿在此为尼。
我父亲在帕邦喀活佛那里听经时遇上了我母亲。有一位来自藏北的格鲁派活佛据说拥有预知前生来世的能力，他告诉我父亲，我父亲曾经在古代印度的一个佛教故事里出现过。这就是著名的绿脖子鸟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除了一个把自己的魂识转移到一只鸟的身体里，后来向鸟类传扬佛法的王子，还有一个非常虔诚向佛的大臣和他的夫人，而他们的老师是一位在森林里修习佛法的高僧。这位活佛说，我父亲就是故事里的大臣，我母亲就是大臣的妻子，而帕邦喀活佛就是那位在林中修行的高僧。也就是说，我父亲与我母亲前世是有缘的，他们的相遇就意味着从前的那份因缘，所以应该结合。而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我父母还没有太多的接触，也没有表露爱的感情。后来，当我父亲决定跟我母亲在一起的时候，宗教界对此反对的声音很多，因为我父亲是受了比丘戒的。可是，既然他执意要娶我母亲，首先必须把所受的比丘戒奉还。而奉还的对象是他的上师达隆扎仁波切。
我父亲到达隆扎那里奉还比丘戒时，恳切地说，据达普多吉羌的预言，说我跟仓宫寺的阿尼臣莱德钦前世有缘，而我现在修习密法也需要一个密妃，所以我想把我的比丘戒奉还给您，希望得到您的允准。据我父亲说达隆扎一听非常生气，说你不应该娶密妃，不应该放弃比丘戒，你还是应该遵循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教导，继续努力学习。而且达隆扎还重复了一遍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话，说将来有机会，你还是应该把丹吉林寺重新恢复起来，让它发扬光大。尽管达隆扎这么说，可见我父亲并无回心转意的意思，最后也只好接受了他奉还上来的比丘戒。
1938年，我父亲和我母亲成婚，当时我父亲38岁，我母亲17岁。
1939年，我哥哥出生了。他最先被认作是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也有人说他是察雅活佛的转世灵童，但都没有确定，最后被肯定地认作是上密院堪布的转世灵童，所属寺院是昌都的察雅寺。他四五岁时送往哲蚌寺学习。19岁，在拉萨传昭法会上考取了一个普通的格西，但没多久“叛乱”发生了，他和我们失去了联系，几个月后，堆龙德庆我家的巴热溪卡庄园（以出产巴热糌粑闻名）的管家派人来说，我哥哥和他的管家、两个佣人一起去了印度。多年后，我哥哥对我说，他们在出逃的路上整整徒步走了二十多天，风餐露宿，从未解开过衣袍和靴子，快到印度时满身都是虱子。
他先是在锡金一带的难民营里筑路，当时有许多藏人由于生活极其艰难，加上水土不服而陆续死去，我哥哥曾经对我说那时他甚至和死人睡在一块。我还记得，当哥哥逃亡之后，自小与哥哥感情深厚的我还去过功德林寺旁边的关帝庙抽过签，三个签都不可思议地准确。其一是问将来有无可能全家团聚，答案是没有；其二是问将来有无可能与哥哥重逢，答案是可以；其三是问将来有无可能哥哥与父母重逢，答案是没有。果然这三个答案后来全都一一应验了。1962年，我哥哥被寻找流散活佛的机构找到，然后被送往美国学习，曾给家中来过信和照片，我一直揣在身上，文革时候被没收。1980年，我终于和离别21年的哥哥在尼泊尔重逢。如今他在美国定居，用英文弘扬佛法，尤其擅长以现代西方人的观念进行讲解，因此拥有很多西方弟子，是一位很有影响的格鲁派大活佛。他被尊称为“格列仁波切”，在戈德斯坦的《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里专门提到过。
继我大哥之后，我母亲一连生了七个男孩都过早地夭折了，可能都是因为生病吧，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致在快要生我的时候，当时正在印度旅行的父母很担忧，我母亲就让我父亲占卦，看在印度生还是在西藏生，结果是在印度生要好，不过我母亲转念一想，说自己给自己占卦肯定得反着来才好，所以一定要回到西藏生我，于是我父母离开印度返回了拉萨，一个星期之后生下了我。那是1949年的年底。
我大概4岁时，被寻找格鲁大活佛策墨林转世灵童的活佛拉尊仁波切认为是策墨林，但我父母一直犹豫不愿给。我父亲说，爸爸是活佛，哥哥是活佛，他也是活佛，哪里有这么巧？话是这么说，实际上就是不想给。策墨林寺院的僧人们在我家里等了一个月，我妈妈就劝他们，听说有个小贵族家里生了一个男孩，去那家看一看吧，这样才算是把他们打发了。我父母虽然不想让我当活佛，但还是把我送到哲蚌寺学习佛经去了。几个月后，我病了，病得很厉害，拉尊仁波切认为这是没让我当策墨林的缘故。据说这样的病只有到色拉寺待一段时间，祈求色拉的护法护佑方可痊愈。这样我又到色拉寺住了几个月。就在这时候，要将寻访到的策墨林的转世灵童报请达赖喇嘛鉴定和认证，我父亲听说三个灵童中，我的名字排在第一个，这意味着我很有可能被认定，便将家中从印度买回来的一架既时髦又稀罕的铁梯悄悄送给达赖喇嘛的管家，请他把我的名字划掉，于是策墨林的灵童剩下了两个，我从此成了一个“俗人”。
（口述者：德木·旺久多吉。拉萨人，1949年生人，摄影家，现任西藏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其父为西藏著名活佛、西藏最早的也是最杰出的摄影家十世德木仁波切。整理者：唯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