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世长先生作了《大足北山176与177窟——一个独物题材组合的案例》的报告,指出北山176号龛弥勒下生经变相和177号龛泗洲大圣并列题材的组合,与伪经《僧伽欲入涅槃说六渡经》十分吻合,从而证明,神僧崇拜和伪经的出现和流传,是中国佛教本土化的具体表现。

　　中国台湾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李玉珉在题为《四川菩提瑞相窟龛研究》的报告中认为,四川菩提瑞相较多,而广元乾德六年(924年)越国夫人重修千佛崖所题“毗卢遮那”之谜,也许可以从大足北山第12号窟菩提瑞相左配文殊、右配普贤得到解释。因为他们也可以称为华严三圣,主尊就是毗卢遮那。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林就大足北山136号转轮经藏窟探讨了中心柱与三壁造像的互动关系。因为见不到设置傅大士像的个性特征和藏经应有的数目,他认为此窟既是对前代石窟藏经传统的继承,又是推陈出新。

　　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无私地为中外专家提供了最新的勘查发现。博物馆副编审陈明光向与会专家介绍了《大足北山多宝塔外部造像勘查简报》,指出其特色有智拳印佛、三界佛、四圣僧像和“善财变”。暨远志报告了《大足北山石窟的分期与思考》,肯定韦君靖即王宗靖。与会代表认为其论据应进一步收集。博物馆研究员黎方银代表《大足北山石窟考古学研究》课题组报告了国家文物局立项科研项目《大足北山佛湾石窟第237-249龛考古调查》简况。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罗κ在报告《柳本尊赵智凤密教传承的特点》中认为,柳本尊、赵智凤密教传承的特点是:一、传承金刚界的“大轮五部咒”教法;二、苦行修炼;三、居士密教;四、尊为佛之化身。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宁强在《刘萨河与柳本尊:敦煌与大足“本尊像”之比较研究》中,比较了四川的柳本尊与敦煌的刘萨河,提出柳、刘分别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形成以本地化为中心的佛教本地尊像体系。宁强认为,唐以后佛教的造像发生了变化,本地尊者占有一席之地,而至柳本尊时已上升到与佛平等的地位。与会代表罗κ、马世长则认为,本地尊者上升到佛位,似乎应该从唐僧伽开始,因为会昌灭佛时文献中已有此类记载。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李静杰认为,大足、安岳宋代石窟柳本尊十炼图造像,其十炼、感应事迹受历史上法华经烧炼供养、割舍布施行为的影响,主题思想是大乘佛教菩萨波罗密行,其证得的法身是华严经的毗卢遮那佛。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古正美教授则认为,在云南也发现唐末和尚造像头顶刻有观音。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裕群深入研究了宝顶山广大宝楼阁图像,肯定它是出自菩提留支的译本,并探讨了其与六道轮回图的关系,认为佛经有勤修陀罗尼可摆脱生死轮回之苦,二者是有意安排凿在一起的。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张总考证出,大足小佛湾坛台下部地狱的依据是《华严经·十地品》,其中地藏十王的造像源头出自成都刻本。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颜娟英则对大足石刻观音造像的世俗性及多样性转变进行了研究。

　　一些学者还从区域交流、区域与邻间交流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四川大学博物馆教授、博士生导师霍巍报告了考察西藏西部石窟艺术中的曼陀罗图像情况,讨论了其与周边地区包括四川可能存在着联系与影响,呼吁全世界共同关注西藏西部石窟的保护研究。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肥田路美研究了川渝地区包括大足的地藏观音并列像,指出各地并列的地藏观音信仰,具有求现实利益的意义。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姚崇新通过对大足等地晚唐五代的千手观音的研究,指出观音图像学研究,是研究观音信仰变迁的重要环节,并试图揭示川渝地区观音信仰与造像的特点。

　　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德国科学院院士雷德侯对此次研究会取得的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研讨会的内容既宽广又深入。专家的广泛性,以及研究角度、资料比对的国际性,对于国际化的佛教艺术来说,都是很重要的。雷德侯教授20年前曾两次来大足现场观摩,对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丰富的资料,以及石刻周围的环境保护印象深刻。他认为,大足石刻是一个艺术和自然完美结合的范例。中国台湾故宫博物院李玉珉研究员说,除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外,此次学术研讨会还有两点令人欣喜:一是老中青研究人员都有很精到的研究成果;二是看到佛教艺术研究团队正在形成。李玉珉认为,大足石刻有丰富的五代时期的资料,这在其他地方很难见到。五代是唐宋风格演变的中介点,但此次会议对五代的研究不够,留下了一个遗憾。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世长认同雷德侯和李玉珉的观点。他特别指出,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在近几年中无私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极大地推进了大足石刻的国际化研究。马世长说,作为我国石窟艺术中与敦煌并列的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近年来的研究和保护,在很多方面都走在了最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