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团固然在我国佛教发展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但这只单指佛教运动的推展及活力的显现。若以信仰及精神领导的角色来看，寺庙与出家众一路来都扮演了无可取代的角色。

　　继程法师于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卅日假首都佛教大厦主讲《僧青年的困境》时，曾提到近代大马佛教的一个特色：那就是以在家人为主的佛教团体，在整体佛教发展里，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无独有偶，我前年杪接受马大讲师苏姗博士的学术访谈时，也曾提出了同一观点。苏姗博士是为她与夫婿联合撰写的一篇有关近代宗教复兴的报告而访问我。当时，她对我所提出的观点颇感兴趣。在此之前，我不曾公开谈论此课题，因必须照顾到一些人的敏感性。如今，继程法师已提出在先，而此课题又是研究近代大马佛教运动史不可忽略的一部份，我想乘机把我给苏姗博士所作的分析，约略重复。

　　成立佛教团体，把佛教徒组织起来，共同学佛，互相勉励，并不是近代的事。我国最早的佛教团体——槟城佛学院，即成立于一九二五年。然而佛教团体的大规模涌现，却是我国独立以後的事。独立後，我国佛教界面对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及各方面的变化与冲击。当时，僧人参差不齐。寺庙较少主办青年活动，导致与知识青年缺乏沟通。

　　一些知识青年，在英文教育的影响下，纷纷改信洋教。这种局面，促使一些有心学佛着（尤其是受英文教育者），在各地成立佛团。这些佛团接着联合起来成立了佛青联谊会，以及较后的佛青总会。佛青总会成立后，直接与间接的带动了更多佛团的成立，展开了更多佛教活动，接引了成千上万的青年，使大马佛教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这些佛团的成立，曾得到苏曼迦罗,竺摩、达摩难陀等法师的支持与鼓励。他们这麽做，显已领会到有必要通过组织性的佛团来联系群众，接引众生。

　　佛团的成立，具有一定的意义与启示。它是在於肯定、辅助寺庙之发展。

　　回顾历史，苏门答腊的佛教曾盛极一时，後来因偏重自修而与群众脱节，终于没落消失（见阿拉达斯：（《回教与世俗主义》）。

　　后期印度佛教也是在同样情况下没落，最终被异教军完全消灭。

　　日本佛教在面对西化挑战时，曾作出回应，即学术化与寺庙家庭化。不幸的，他们的办法出了问题，寺庙家庭化只能使它名存实亡，并没有克服问题。

　　我国佛教比较幸运，在面对现实困境时作出了正确的回应。如今事实摆在眼前，佛团的成立不但没有否定或取代寺庙与出家众，反而加强了寺庙与出家众的角色。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在家人都懂得礼敬三宝；佛团都懂得亲近寺庙。

　　其实，佛团固然在我国佛教发展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但这只是单指佛教活动的推展及活力的显现。若以信仰及精神领导的角度来看，寺庙与出家众一路来都扮演了无可取代的角色，如今出家人与寺庙，都能与佛团联成一气，带动整体佛教的发展，这足可喜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