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孔子被称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无疑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佛陀虽然被称为佛教的教主，但“佛陀”的原意译成中文是“觉悟 ”，即自己已觉，再去觉悟别人，自然称之为老师更为适宜。由于历史原因佛教现已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本意渐渐消失，佛陀反而成为“神”的代名词，佛教已似不能体现佛陀教育的本色了。实际上佛陀与孔子一样，是人类最好的老师，佛教应该正名为“佛陀的教育”。孔子与佛陀都具备了最优秀的教育家的素质，一切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在他们那里得到了完美的表现。

我曾经将孔子与佛陀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比较，在此再简述如下：从教育目的来说，佛陀在许多经典里都具体提到过教育目的。孔子注重从入世的角度，直接揭示一种崇高的教育目的；佛陀则从出世的角度，直接揭示一种崇高的教育目的。《妙法莲华经》说：诸佛为了一件特别的大事，才出现于世。这一件特别的大事就是要使众生断除一切烦恼，获得一种出世的智慧。这是佛陀教育目的独特的地方，亦非其他教育家所能办到的。其他教育家只能使人获得世间最起码的人格修养和一般知识，佛陀却要使人获得彻底解放的智慧。《大日经疏》卷九曰：佛陀的教育目的是要使一切众生都获得没有负担的知识和真正的智慧。《心地观经》卷二曰：佛陀教育众生是为了启发他们无穷的心灵宝藏。

从教育对象来说，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佛陀主张众生平等。在中国历史上，孔子是第一个打破“学在官府”、兴办私人教育的人，他无私地把一切知识平等地传播给人民。在印度历史上，佛陀也是第一个打破门第观念，使所有的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古印度等级森严，人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等。婆罗门地位最高，主宰一切，首陀罗地位最低，称为“不可接触的人”。佛陀于菩提树下成道之后，指出一切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德相，喊出了众生平等的口号，并在实践中把自己所证得的智慧像甘露一样洒向一切众生。在佛陀那里，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教育，每一个人的智慧潜能都能得到开发。

从教学方法来说，孔子主张因材施教，佛陀主张契理契机。了解学生是因材施教的前提，孔子与佛陀对他们的学生可以说是了如指掌的。因为他们能以内心的禅定，冷静而敏锐地观察出每一个学生的情况。这种能力的获得，是因为他们的情绪不受外界干扰，所以能透过表象看出事物的本质。正因为孔子与佛陀有这种敏锐的洞察力，所以他们对学生的性格特点、智力差异、个人专长等各个方面都能全面深刻地了解，在教学中就能根据不同的情况施以不同的教育。佛陀把教育对象分为数等，上等即是菩萨乘，中等即是声闻乘，下等即是人天乘。上等人了悟宇宙实相，以同体大悲之心，舍己为人，宁愿自己下地狱，只愿众生得离苦。这种人叫做菩萨，佛陀为适应这类学生的需求，就施以“六度”、“四摄”等菩萨乘的教育。中等人认识到眼前一切都是虚假不实的，生老病死之痛苦时时紧逼，因而就对凡世生起厌离心，要求解脱人生的痛苦。佛陀为适应这类学生的需求，就给他们施以“四谛”、“十二因缘”等声闻乘的教育。下等人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希望积德行善以求得福报。佛陀为适应这类学生的需求，就施以“五戒”、“十善”等人天乘的教育。

在教学方法上，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孔子与佛陀都坚持启发教学，循循善诱。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说：“为仁由己，而由人哉？”（《论语》述而）这是告诫学生“仁”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心中所觉察的那一念，关键是只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就能很快开发它。佛陀也反复强调，佛就在我们心中，心外无佛可得；否认人的命运由外力

（神）来主宰，人的命运由因果规律来制约，人是他自己命运的主人。因此，佛陀更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开发心中本有的潜能（佛性），走向大自在、大解脱的境地。从这一哲学基础出发，孔子与佛陀都强调教学上的启发式原则，他们总是循循善诱，充分发挥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他们那里，学生品德的形成、智慧的开发，是学生们主动学习、思考的结果。老师的作用表现在启发和诱导上，以教师的主导作用为前提，学生的自觉学习处在教师的指导之下。

在教学态度上，孔子与佛陀始终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孔子说：“抑为（学）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学而》）子贡赞叹说：“ 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孔子被称为东方圣人，佛陀也被称为东方圣人，因为他们都是一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优秀教育家。他们都不是神灵，只是具有“仁且智”的优秀品格。

从以上观点，我们可以看出，佛教不是宗教，佛教应当正名为“佛陀的教育”，才能还其本来面目。只有还其本来面目，佛教才能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需要。因为宗教总是带有个人情感的，适合某些人的精神慰藉，而教育却是全人类共同的、永恒的需要，佛教正具备这种超宗教的特点。从这一观点出发，我曾经发出倡议，创办佛化学校。所谓“佛化学校”，并不是说办宗教学校，这样的学校除了增开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教育课程之外，其他与一般学校所开设的课程是完全一样的。所不同的是，让学生在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同时，更能够接受到佛陀的教育，从小种下善根，真正成为德才兼备的对国家有用人才。因此，创办佛化学校已经势在必行。我国为解决贫困学生的读书问题，兴起了“希望工程”。而精神上的贫困，更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问题。

现在英国已经立法规定将佛经列入中小学课程，而我国还有很多人，甚至高级知识分子，仍旧把佛教看成是迷信，把民间信仰和佛教思想混为一谈。难道真的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吗？难道五千年的文明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离我们而去吗？我们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经验，难道连我们本国固有文化还要从别国引进吗？在中国历史上，儒、佛、道是传统文化的主流，它们的思想归根到底是净化人的心灵，追求一种纯善的思想境界。过去我们普遍地认为传统文化是封建思想，它是束缚人类的精神枷锁。但是，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一个国家要是没有法律的约束，将会是什么样子呢？一个人要是没有道德的约束，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大学》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了个人修养的重要性。如果不提高个人修养的水平，国家培养出来的人才又有什么用呢？过去我们普遍地认为，传统文化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是封建统治者愚弄劳动人民的工具。但是，传统文化并不是封建统治者创立的，毛泽东曾经说过，《六祖坛经》是劳动人民的佛经。任何一种优秀的思想之所以能够长久地流传开来，决不是一两个统治者所能左右的；统治者可以把人关起来，但是关不住人的思想。历史上曾有过多少次毁佛运动，但是佛教思想还是长期地流传下来，一直到现在。

经史著作是传统文化的原始材料，是中国传统美德的历史依据，继承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必须从孩子抓起。孩子们的世界观还没有形成，需要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去熏陶他们，净化他们的思想。因此，“读经”课程，在全国所有学校都可试验。台湾王财贵在《在现代社会提倡读经之基本理论》一文中说：“就儿童读经活动来说，‘经书’虽是难懂，但儿童之心智发展重点在于‘记忆力’，而不在理解力。所以不要勉强要求理解，而应趁此时一面利用记忆之强，记下一些文化中的精华作品，同时也训练了他的记忆能力。待其长大后，阅读能力自然增强，对本国文化也会有亲切之感，所记得的文句不仅自己可以渐渐领略，如遇到他人指教，更能触类旁通。众人之中，将可出现‘为往圣继绝学’之人才。”“由儿童之读经可以引起家庭接近经典之兴趣，若父母一起读经，更可增进亲子之祥和。”“ 单从语文程度上说，儿童读经一年，可有高中语文程度；读经二年，可有大学中文程度，读经三年，可有中文系文化程度；至于人格之陶冶、气质之变化，其效能更不可测度。”在这种认识基础上，王先生编辑了大字本（不伤眼睛，保护视力）儿童“经典诵读本”，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唐诗三百首》、《诗经》、《易经》、《古文选》、《词曲选》、《三礼春秋选》、《佛经选》等，这些书都是精选精装，价廉物美，为儿童读经提供了很好的教材。我想，我国至少在中学和大学要编辑一套系统的读经教材。目前大学毕业生不懂文言文是普遍现象，长此以往，中国文化将会出现断层，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将丧失殆尽。开设读经课程，并不是去复古，而是去继承优秀的思想，为今天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