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槟城本极乐寺的发展，是由1891年建立在阿依淡白鹤山上一座木构大士殿(1)，发展成福建鼓山寺的海外别院，再后来演变至今日东南亚历史性宗教名胜。这座东南亚最宏大的华人寺庙，在19世纪末到本世纪的一些初期历史片段，可以部分反映晚清政府的华侨政策。

尤其是清廷在1904年罕见的颁赐《龙藏经》给当时尚在建设期间的极乐寺；更证明了当时清廷曾高度评估极乐寺对海外华人的影响，其发展和传教受到了清廷的重视。

这一间佛寺也相当罕见的保留了据该是光绪帝笔迹和慈禧太后笔迹的文物。其中署名是慈禧太后御笔的是“海天佛地”4字，这由右到左的4字横题被雕塑在万佛塔前的牌楼上；牌楼外，远眺下方是槟城岛景，与远处的海天一色。光绪则为“大雄宝殿”题字。

在中国佛教史上，极乐寺开山长老妙莲，很可能是唯一曾往北京请得《龙藏经》，并获赠紫衣殊荣的东南亚寺院住持高僧。他在极乐寺藏经楼留下的《龙藏经》和“奉旨回山”的仪仗牌以及“钦命方丈”的匾额，说明了在清代末期，极乐寺曾经受到慈禧太后把的大清皇朝重视垂爱有加。

《龙藏经》是清朝唯一的御刻大藏经，也是中国最后一部木刻板汉文大藏经，印刷不到两百部(2)。在过去，看《龙藏经》并不容易，尤其是清末《大藏经》要向皇帝申请，由皇帝批准了才颁送，四川峨嵋山才有一部大藏经，几大名山才各有一部(3)。

俗家姓冯的妙莲和尚，33岁出家，1884年任鼓山方丈，1885年托钵南洋群岛，1887年重到槟城住持广福两帮共同之香火庙广福宫；一直到1891年方才开始极乐寺基业。1904年，61岁，获颁《龙藏经》两部(4)。中国虽然也有妙莲长老一样是禅净双修、兼传临济与曹洞法脉的方丈，但各寺方丈能像妙莲长老一样的获得殊荣礼迂，能一次迎请两叩《龙藏经》，是少见的。

极乐寺的规制，原来只是鼓山分院，在1904年是一间建立不到13年的庙堂。初建即能受到钦赐，而且，也连带崇福寺获颁《龙藏经》(5)，两寺同获圣上钦赐；妙莲长老留下了罕见的例子。

海外佛寺及其住持，能获得这种殊荣，其背景因缘，堪值回顾探讨。

（二）
《龙藏经》其实是《乾隆大藏经》的别称，它之所以称《龙藏经》是由于这一佛经论的总集是“龙廷”钦命极点颁布的版藏经，它的另一简称是《清藏》。

《乾隆版大藏经》是由清雍正13年(1735)年乾隆3年(1738)，在北京以明代的《北藏》为底本，经过增派修之后刻印的雕板藏经。整套《乾隆版大藏经》其中有718函，1千662部7千168卷，装潢取梵夹式(6)。

清廷编整《龙藏经》，和清代的多方限制《龙藏经》的颁布设“僧录司”的措施；一方面表达了从山海关入关的统治者，重视佛教的教化安民作用，另一方面则也反映了清廷不欲民间佛教经典混杂，僧事活动过多引致思想混乱，影响其社会安定(7)。在那个时代，拥有全套的佛典，并不是任何寺庙的财力和能力所及，由朝廷编整刻印的经典，并选择性的御赐经典给较少历史悠久或影响深远的佛寺，作为“钦赐的殊荣”，也就说明朝廷对佛寺的重视与认可其地位。

纵然雍正信佛，乾隆亦崇信佛法，但这里边还有个民族问题与政权的利益。

根据《极乐寺》卷2页22，《妙莲和尚传》记载妙莲请经的经过：“适漳州崇福寺主法无人，屡以为请，师苦不获，然未几逐退，复归极乐寺，建海会塔，甲辰北上燕都，请《龙藏经》两部，荷德宗帝赐以法衣等物，其经则分供于极乐寺，崇福寺。……而师之年亦六十一矣(8)。

可知妙莲长老是在开山极乐寺之后，一度曾主持漳州崇福寺。他是在1904年主持了崇福寺，又回归极乐寺之后，才北上取经。御赐妙莲长老的《龙藏经》有两部，除了一部到南洋收藏在，另一部则藏在漳州崇福寺。

另外，根据清僧录司的谕贴记录，妙莲长老请经的要求，是在农历七月二日，传达朝廷办理；我们可以知，当年处理妙莲长老请经的是内务大臣。谕贴说明：“根据槟榔屿鹤山极乐寺僧妙莲禀称，在英国（按：指半殖民地）蒙众善信捐助新建极乐寺丛林十方常住一座，为祝要道场，未请藏经，曾经刑部书奎、商部侍郎陈，并十化寺住持灵山胄广住持庆然等加结前来，并有槟榔屿领事护照……”(9)

据谕贴清廷是在九月初，正式确定颁布《龙藏经》给极乐寺。另外御赐给妙莲长老个人的殊荣，则是“敕赐极乐寺禅寺钦命方丈，御赐紫衣钵盂杖銮驾全副，回山护国佑民。”(10)

据《极乐寺志》，妙莲长老在第二年，（乙已）季秋（1905年秋），“得旨回山”，一回山之后，便开坛建醮4月19日，以告成功。丙午年，妙莲把本山法席交托本忠法师继位方丈，便回到闽南，翟年农历七月十二示寂於崇熙寺。

对妙莲和尚和极乐寺来说，迎请《龙藏经》可说是一件极盛大事。妙莲长老在中国大陆北上南下，风尘仆仆了一年才回到极乐寺，开始建醮迎经谢圣恩。极乐寺为此“又付迎请藏经费用共银五千捌百元以上。(11)

（三）
从历史背景来看，妙莲长老赴北京请得《龙藏经》南来之际，已经是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失势之后；亦是1900年义和团庚子事变之后。此际真正掌握朝政主持大局的，是以慈禧太后马首是瞻势力。

在目前中国国内的一些寺庙，尚可找到《龙藏经》，较为人知的，则是慈禧太后赐给日本西本愿寺的一 目前收存在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12)。另外，较少为国际学人注意的，是清廷慈禧太后主政时期，以皇帝名义御赐给极乐寺的一套《龙藏经》。

可是，在清代，清廷对海外颁赠《龙藏经》并非只有一处，但亦不异常。国内几大名山才各有一部；向国外颁赠，当然存在了其特殊意义。

从极乐寺兴建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清廷之所以重视极乐寺，其中有一条人事脉络，起了重要的作用。

极乐寺全部工程，历15年完成，总计建筑费19万9千6百馀大元。根据《碇）屿鹤山极乐寺碑》载：乙未（1895年）季春，则有侨领张君振勋，张君煜南等6人同发慈心……。”翻本这6位主要的倡建助缘人的，我们可以知，其中张振勋（弼士），张煜南、谢荣光、戴春荣、邓景责任极乐寺的5大总理，除郑景贵之外，其他4位都是历任清廷驻槟领事(13)。而据张弼士等人赠送邓景贵方寿屏，我们亦可知郑景贵，亦曾经捐银10万，作为清廷在安南对法国战争的捐输(14)，另一方面，发出护照予妙莲长老上京请《龙藏经》的当时领事其实便是谢荣光的女婿梁碧如(15)。上述各人都曾获清廷封官衔，而且与张弼士相知(16)。我们可以相信，妙莲长老得於北上讲经，可能是得自其中的渊源。

值得考虑的是张弼士的角色，他在促成妙莲长老请经的过程中，是否是过很大的作用？

早在1889年，张弼士已曾应清廷驻新加坡首任领事左秉隆的号召，捐助中国水灾。1891年他又曾应盛怀宣之邀回华参与铁路筹办。在他总领事的任内及任后，也先后曾参与大清银行及商务、铁路的筹办。1903年他更大规模回华投资，受到慈禧太后召见。1904年春天，张弼士又再一次受慈禧太后召见，面呈南洋召商的情况。张弼士作为南洋富商却关心朝政，并一再希望中国通过振兴事业，建立富强；他本身也身体力行。这个人也是代表了当时倾向民族立场，主要海外华人向中华认同的人物(17)。极乐寺初建，张弼士个人捐款最多，计3万5千元(18)。足以说明，他重视极乐寺，寄望振兴佛教与教化社会作用。

1904年9月，妙莲长老到北京请得《龙藏经》。同一年的这个月，张弼士也备受清廷皇恩浩荡，提升太仆寺少卿张弼士为太仆士正卿，并担任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督为闽广铁路，负责海外招商及推动各地总商会成立。同一时期，张弼士也兼任槟榔屿管学大臣，在槟城积极推动中华学堂(19)。

妙莲法师获颁《龙藏经》，并获得御赐紫衣的年与月，正好清廷对张弼士任命的年与月，都是相等，恰巧相同。

上述情形可以反映出，当时助建极乐寺的张弼士，其意见已影响了清廷最高统治机构的南洋政策，也反映清末满清皇朝对南洋华人展开统战的其中一些事实。由此可见，极乐寺之受钦命眷顾是时机际会所然。

这其中的缘故，固然也是由於妙莲方丈个人的修为受到尊重；朝廷对他1885年起就一再南洋奔跑四方，传播宗教与文化的开拓精神作出了肯定。同时，这何尝不是由於清廷光绪未年，政策改变？清廷已从南洋华人一再获得捐款和投资，理解到争取南洋华人人心与资本的重要。

极乐寺出现之前，新加坡、马来半岛、以至印尼等地，并没有任何正规华人佛寺，妙莲长老在阿依淡鹤山开山，并不只是代表着临济与曹洞二宗的法脉南来，也代表着与整个和中华文化融为一体的北传佛教信仰，在东南亚正式有了庙宇，在东南亚开枝散叶。随之后，《龙藏经》南传，从某一角度，可以视为清廷对南洋华人的拢络与文化政策，亦可以视为清廷了解宗教对民间之影响。

（四）
这一时代，清廷已发现到海外华人是一股强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对海外华人的政策，经从雍干嘉时代的冷漠、怀疑、仇恨，转向拢络与团结。而身处他人管制的土地，一般上华人面对的是种族不平等及殖民压迫，亦更容易激发民族心态，对中国益发靠拢感情。清政府对极乐寺的“钦命”，可以反映了清廷对外华人宗教信仰，也有了“主权”的意识；并且藉着对海外佛教的“钦赐”象征它对海外华人的“皇恩”，巩固华人对清廷的归向心。

我们可以把清朝末年向外华人的垂死挣扎前的努力。不过，在那个时代，清廷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加以传统以来华人受忠君爱国思想的熏陶，海外华人当时的民心及认同感，最先无可避免会投射在这个政权之上。因此，《龙藏经》等大水肿皇朝的钦赐物有着积极意义。物件到达极乐寺，无疑也会鼓舞海外华人的民心，象征了文化纽带的重系，有助加强民族意识。

这一颁赐对妙莲本身、极乐寺，以至整个弘扬佛教的声势显然也很有利。它代表了海外建寺的努力受到国内的肯定，为极乐寺的扩建造势。

今畅方时代环境，已不是张弼士和妙莲长老的年代，但是极乐寺和清廷扯上关系而留下的文物，却为海外华人本世纪初的民族认同，留下一项重要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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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释宝慈辑《鹤山极乐寺》（槟城极乐寺，1923）卷七，页83-85。

2. 白化文《汉化佛教与寺院生活》（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130。

3. 南怀瑾讲述《药师经的济世观》（台湾：老古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5）页280-281。

4. 同注1.券2.《妙莲和尚传》页21

5. 同上注，页22。

6. 任继愈之编《宗教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社，1981）页917，264。

7. 参考黄忏华，《中国佛教史》（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4）页351-353，亦参以下注12。

8. 同注4。

9. 同注1，卷十，《外纪·琐录·前清僧录司谕贴》页130。

10. 同注1页35-86

11. 同注1，卷八《助创本寺芳名录及建筑费》页104

12. 释道安《中国大藏经雕印史》载释道安监修、张曼涛主编《大藏经研究汇编（上）》，台湾：大乘文化出社，1977）页159-161。

13. 王琛发《槟城客家两百年》内载《槟城华人社会的客家人领事》（槟城：槟榔屿客家公会，1998）页113-115。

14. 邝国祥《槟城散记》内载：《郑景贵其人》（新加坡：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58）页111-112。

15. 同注10

16. 同注10

17. 王琛发《南洋红顶商人张弼士对南洋华人的贡献》，载《槟榔屿潮州会馆庆祝成立134周年纪念特刊》（槟城：潮州会馆，1998）页227-228。

作者简介：
马来西亚华族历史文物资料调查
全国工委会副研究主任
槟州工委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