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国际人权日”，本报特与在台湾长期关心人权议题的温金柯居士谈佛法与人权之间的牵联与关系……

1· 佛教的终极关怀是解脱生死，而人权是世间法，两者如何牵联？

在 “国际人权日”来临之际，重新思考佛教与人权的关系，是很有意义的。若有人问：“佛教的核心是出世间的，而人权是世间法，二者如何有关？”我建议他先读一读61年前，联合国大会所决议通过并宣布的《国际人权宣言》。他一定很快的感受到，几乎所有的主张都是佛陀曾经提倡的。举例来说，第一条：主体思想：“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佛陀反对印度的种姓制度，倡议四姓平等，且在教团中贯彻落实。在教义上，“众生平等，皆有佛性”是大小乘佛教的共同信念。基本精神如此，至于具体的条目，仔细的检视总共30条内容，都与佛教的戒律之精神（不伤害众生且进而爱护众生）全然相符，而且大多已在佛教经典中讲到。唯一没有讲到的，可能是“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这一类更为先进的具体作法。但这并不是佛教反对的，而是佛教受限于时代背景，没有想到而已。

由此可见，“人权”在佛教的脉络中，确是世间法，但是却是与相应于解脱的世间法，也就是“戒”的精神全然相符的。一个稍有佛学常识的人，应当不会有这样的疑问，即：“不伤害众生、悲愍众生的戒德，与解脱有什么关系？”因为它的答案是再明显不过的了：这是“行所应行”之事，也是“效法佛陀”之事。

2·以你在台湾的经验，台湾佛教界目前在人权问题上处在何种阶段？你个人较欣赏关注人权的台湾法师或团体有哪些？他们有何特色？

虽然“人权”的理念与佛教的精神是契合的，但是在实践上，问题的关键在于真正能够剥夺人权的，总是有权有势的组织或个人，如独裁者、政府、优势民族、主流教会、大型企业、雇主、父权、夫权、社会偏见等等。因此，捍卫人权的行动，往往意味着要对社会主流价值加以批判，要对权势者的行为加以拒绝或责难。

从经典来看，佛教确是具备社会批判力的，但是，在汉传佛教传统中，似乎比较缺乏类似的批判精神。原因可能是：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夷狄之教），在儒家士大夫长久居于主流的社会中发展，使得佛教徒所采取的策略，往往不是根据佛教的精神批判来主流社会，而是在被质疑的辩护中，逐渐形成了尽量不违背主流社会价值的伦理诠释（例如以“孝道”来解释“出家”），并且形成了依附权势者的态度（如《高僧传》释道安：“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至多是逃避权势者而成为隐逸（如六祖惠能拒绝武则天的召请），而批判权势的传统却一直没有明显的发展起来。

在这样的脉络下，1949年以后的台湾佛教界，和传统的汉传教佛一样，基本上是处于被权势集团所驯化的状态，对于政治上或社会上人权被侵害的情况默不作声，最好的回应大多是在不挑战社会主流价值，也不批判权势者的情况下，以做慈善事业的方式，为社会制度带来的不公，作一些弥补的工作而已。

因此，在台湾，要举出够格的关注人权的团体或法师并不容易。这样说，并不否定台湾有许多法师或居士，在慈善事业上的成就与贡献。但这与严格意义上的人权工作还是不同。

有彼此合作相互支援经验

在当前台湾佛教，真正值得一提，具有影响力的人权工作者，首推昭慧法师。值得一提的是，昭慧法师、性广法师及其学团，她们投身人权议题，是从佛教作为被压迫者的抗议而发起的，如1989年杯葛“思凡”事件，抗议的是传统戏曲文化对于佛教尼师的轻蔑与污名化；1993年为抗议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观音像可能被拆迁而绝食，并成功留住了观音像，也是护教的行动；2001年提出的废除八敬法行动，则是涉及佛教制度中的男女平权议题。当然，在这之外，昭慧法师及其学团，由于在这些运动中，结识了台湾其他社运团体，而有了彼此合作、相互支援的经验，因此也随而介入了救援死刑犯等与人权有关的运动。昭慧法师近几年又致力于佛教伦理议题的讨论，其中颇有关系到人权议题的。

除此之外，笔者所知道的还有自1997年奉达赖喇嘛之命，一直留在台湾弘法的强巴加措格西。他所主持的佛学会主要是对台湾佛教徒宣讲《菩提道次第广论》。格西在讲经中，经常勉励同修，慈悲心的长养应当落实到对于现实社会事物的关心上。受到格西的影响，其佛学会的成员，对于西藏人权议题、缅甸人权议题都曾持续表达过关注，对于台湾社会关注西藏人权议题有促进的作用。

还有，佛光大学宗教系的游祥洲教授，多年来一直帮助从事印度佛教复兴运动的英国籍弘法师世友（lokamitra）在台湾的推广与募款工作，因此对于协助印度皈依佛教的贱民阶级争取平等权利，可谓贡献良多。游祥洲教授也曾在多种场合为台湾社会介绍国际上由一行禅师提倡的“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运动，是少数关注此一趋势的台湾佛教学者。

笔者见闻不广，前面所列可能挂一漏万。但总体而言，台湾佛教徒的人权关注，应该还处于萌芽状态。台湾还没有正式的以佛教徒为主的人权团体，也没有出于佛教信仰的关注普世人权的组织或个人，即其明证。虽然台湾佛教界有丰厚的慈善事业传统，然而在人权关注上，还远远不够，但是后续的发展应该是可以预期的。

3·你对越南出家人为抗议强权政权不惜自焚，有何看法？

40多年前，越南战争时期发生的高僧自焚事件，我的了解并不多，可能无法适当的评论。

如果只从原则来看，为抗议而自焚应属于具有争议的不当行为。据印顺法师所述，佛教的不杀生戒，原是为制止比丘自杀而制。换言之，佛教并不鼓励自杀。当然，佛教并不全然禁止自杀，如《阿含经》中就有阿罗汉比丘因为重病请求舍寿，得到佛陀同意的。佛陀本生也曾舍身饲虎，这可以算是自杀。我想，佛教徒的合宜的自杀，应该不离于理智与慈悲的前提；为了“抗议”而自杀的，可能并不在此范围之内。在佛经中，可能也没有为表达抗议而自杀的事例。

4·面对独裁强权的政权，佛教徒应以何种姿态表达感受？

我认为，若此独裁强权为其本国的情况，佛教徒首先应该忍耐。苦迫的世间，正好是修行的因缘，如达摩《六入四行论》“报冤行”所说。其次，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随缘随力改变这样的状况，如佛图澄之劝诫石虎。

若此独裁强权为外国的情况，自己虽处于自由民主的国家，则可以本于“不忍众生苦”的态度，对人权被侵害的人，给予适度的关心和声援；对于人权明显被侵害的事例，予以揭露。联合国《国际人权宣言》的要旨，就在于认知到关注外国的人权情况，是人类和平的重要前提。侵害人权的独裁者，也畏惧他人指斥他们的行为。他们期待的，是自己的粉饰得到效果，也收买并期待世人的冷漠姑息。关心人权被侵害的人，就是佛教所说的“无畏施”，也就是让受苦的人得到安慰与支持。

国际人权组织，无论是“大赦国际”或者“记者无疆界”，他们做的工作主要的就是在报导和关注人权受侵害的事与人。说出真相，并表达关注，就是最简单可行的人权行动。我听住在北欧的朋友说，那里的居民几乎每个人都会捐钱支持好几个人权团体。那些不同的人权团体，主要的工作就是把他们知道的国际人的人权侵害事件，整理报导给他们的支持者知道，并经常提出国际人权报告书。

5·作为现代的佛教徒对人权应以何种姿态介入？如何既能关心人权又能兼顾修行？

参与或支持现代公民社会的NGO组识，是佛教徒介入人权议题的最佳方式。如果说，佛教的修行不离“福慧双修”的话，那么，关心那些人权被侵害的人，就是长养慈悲，积聚善行资粮的修行了。“慈悲”的反义词，其中之一是“冷漠”。关心苦迫的世间，那些在逼害之中，哀哀无告者的处境，应是修行者能够做到的。

6·试分享你多年在人权路上所经历的感受？宗教在人权路上给予你哪方面的帮助？

从我个人学习佛法的经验，李元松老师把“培养现代人的个性：民主、人道、平权、爱心”安置于《现代禅十三道次第》的第二阶，是还没有修学禅定与智慧之前，就可以培养的功课。对于世间善行与佛法的关系，李老师的提法是“行所应行，实无功德”，也就是以无所得之心，实践随缘的诸善。这是我所信仰的佛法。我因从事记者的工作，随缘报导和关注一些人权事件，并参与台湾几个人权团体的活动，丰富了我的见识，满足了我的宗教情感，是让人喜悦的。

7·试分享你对达赖喇嘛与一行禅师在争取人权的表现有何评价？

达赖喇嘛和一行禅师都是一方面弘扬佛法甚深义，又同时能提倡广大慈悲行的伟大佛教徒。我觉得何其有幸与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

温金柯简历 －1960年生于台湾新竹。台北市立建国中学、政治大学哲学系毕业，文化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 －中央广播电台资深记者、节目制作人。 －长期以业余身份从事佛教学研究。曾任《福报日报》副总主笔、《法光杂志》总编辑、“现代佛教学会”秘书长。 －1989年加入现代禅教团，历任《现代禅杂志》总编辑、社长、教理哲学研究部主任等职。 －2008年9月开始，入辅仁大学宗教研究所博士班就读。 －著有：《生命方向的省思──检视台湾佛教》、《继承与批判印顺法师人间佛教思想》、《继往与开新：从现代禅到净土信仰》、《佛教反对死刑：经证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