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讯）慈济45岁了。证严法师从无到有，做出全球最大的慈善组织。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大陆同胞飞越海峡，到花莲探访慈济精舍，寻找一个答案：一个文弱的女子，是怎么样支撑起一个慈济世界？

花莲位于台湾东中部，从台北坐火车沿海岸线南下，快到花莲，绿野中凸显出一座灰白色小殿，这便是慈济精舍。起初，它只不过是一个小白点，如今已是一大片灰白建筑，目前又在扩建一座新殿。慈济精舍坐西朝东，面朝太平洋，背靠台湾中央山脉，精致典雅，迎着东升的太阳。慈济精舍既没有一般宗教场所那种香火缭绕的场面，也没有功德箱，记者看到的是证严法师的徒弟们在菜地收菜，或在有机肥作坊、瓷器作坊、蜡烛作坊等岗位上忙碌。

慈济精舍一直践行证严法师“不受供养，自力更生”的信条，不拿一分善款，还为在精舍办公的慈济志业中心支付水电费。证严法师带领慈济人做慈善，有一点令捐款人很佩服，即不从捐款中拿管理费，慈济志工做慈善，交通食宿费必须自理，不能花一分捐款。正是这样清清白白做慈善，使慈济成为全球慈善界的一朵奇葩，不仅令捐款人折服，也避免了“尤努斯式质疑”，它的募款能力全台第一，它的志工人数全球第一，已经是遍布全球的“千万大军”。

行动优先
慈济精舍一日的作息，从清晨3点多开始，于晨钟中礼佛、做早课，在宁静、精进中开启每一天序幕。证严法师会在7点到8点的早会时间“勉众”，早会向一般公众开放，同时通过网络直播，受众以千万计。证严法师孜孜以求的是净化人心，构建一个祥和社会。

这一天，早会结束后，证严法师听慈济医疗志策会同仁报告，忆起当初创建花莲慈济医院开创慈济慈善事业的源头。早年证严法师到山区访贫时，曾见到一独居老先生遭毒蛇咬伤手，由于未能及时治疗，整双手肿胀溃烂，老先生只能将手放在蒸笼上，借由蒸气让脓水滴下——这个场景，让证严法师“不忍”，使她决定要建一所医院。而后，让证严最终下定决心的是“一滩血”。1966年间，证严法师前往花莲凤林镇一家私人医院探望信徒，见地上一滩血迹，听人告知，为一名原住民妇女小产，却因缴不起8000元保证金而被医院拒收。
证严法师说，“我只是起于一念‘不忍之心’而创立慈济。”她带30位信众创办“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经过45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慈善团体——佛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早期慈济的创立主要目的，是去帮助那些付不出生活费与医药费的贫苦的人。不过，随着台湾社会急剧变迁和慈济本身的成长，慈济关怀的范围很快的就扩大了，包括了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等四大志业；另外还有骨髓捐赠、环境保护、社区志工、国际赈灾等四项。

今天，慈济医院不收保证金，台湾医院纷纷向慈济看齐。记者参观花莲静思堂慈济四大志业博览会，陪同人介绍，慈济开始拥有社会影响力，始于盖花莲慈济医院。当初，当证严法师发愿建医院时，信众中大多数持反对意见，因为没钱。当时建一所医院至少需要6亿台币，可慈济只有不到3000万台币。一位记者听到后，吓一跳，但他决定帮助证严法师，写了一篇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大众被感动，善款源源不断涌来。参观展览时，记者注意到一张相片，年轻的证严法师和蒋经国站在一起，时间显示为1980年10月19日，蒋经国到慈济精舍拜访证严法师，亲自为花莲慈济医院用地问题排忧解难。

证严法师是用理想用行动去感动整个社会。起初那几百万，并非大富豪一掷千金，而是证严法师号召家庭妇女以不影响生活为前提，从每天的买菜钱中省下五毛钱，再放到竹筒中。慈济宗教处主任谢景贵对记者说：“如果跟证严法师的是30个博士，不会有慈济，他们会做评估，最后结论是，证严法师没有能力，所以医院不能盖。”证严法师和她的信徒靠的是一股傻气，证严法师一直说：“做，就对了。”这句话一直到今天，都是慈济的核心价值观。证严法师说：“假如当初我只有理想，没有行动，慈济没有今天。”

证严法师讲过一个“拔杂草的故事”，说小时候下地拔草，体会到，如果抬头看，无边无际的杂草，手脚都软了。但如果专心于当下，埋头一棵草一棵草地拔，一段时间回头一望，一大片杂草已经被拔掉。证严法师正是用“拔杂草”的精神做慈济。从社会反响来看，花莲慈济医院的建设，影响巨大，尤其是“一个出家的弱女子，却可以盖出一个现代化的大医院来救助他人”的这种非一般常人的成就，感动了台湾社会大众，也带给慈济人具体的成功经验。慈济“行善行孝不能等”的行动哲学便是这样发展出来。

“慈济的行事风格跟证严法师性格有关，着急，行动优先，做了再说，有多大愿就有多大的力。这样，慈济的效率就出来了，把其他慈善团体和NGO组织的效率比下去了，慈济就有很大的吸引力。”台湾心理治疗学会理事长王浩威在花莲慈济医院当过4年医生，他亲身体会到这一点。慈济的组织文化，一是视慈济为一个大家庭，二是一种“做，就对了”的社会实践观，少说是非，勿分人我，放下身段，身体力行，社会实践至上。正是这种不折腾的组织文化，让慈济内部少争论和摩擦，虽然一路筚路蓝缕，却已枝繁叶茂。

回应现实社会

慈济志业是台湾社会几股力量合力的结果。

基本组成，第一股力量是证严法师的领导，第二股力量是朴实而修苦行的比丘尼们的无私奉献，第三股力量是任劳任怨的妇女们的积极社会参与，第四股力量是事业有基础的中年男性们的热心支持，第五股力量是专业人士的参与。其中第四股社会力中年男性的投入慈济，带给慈济丰沛的社会资源，他们有的是中小企业主，也有郭台铭这类大企业家。

慈济的崛起与成长，要由台湾的政治开放，与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中来了解。1966~1987年，慈济只吸收了约10万左右的会员，而在1987年台湾解严以后，慈济开始有了戏剧性的成长，短短3年内，会员几乎每年增加一倍，到1991年已有178万左右，现在全台有400多万会员。慈济的中坚力量叫“委员”，1986年只有190位，1987年一年，就吸收了700位，现在委员人数已好几万。解严以前，因为政治管道的阻塞和结社的不自由，台湾很少有机会真正发展出一种所谓的“市民社会”。慈济不仅成为台湾“市民社会”的建构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台湾的社会问题主要是由于社会与经济的快速变迁所带来的传统社区与价值的瓦解所进一步造成的。因此，慈济的主要工作是双重的：济贫与教富，证严法师总结出8个字，“教富济贫，济贫教富”，即教富有的人济贫，资助贫困的同时要教贫困者富有的心。证严法师对症下药制定了“慈济十戒”：1、不杀生；2、不偷盗；3、不邪淫；4、不妄语；5、不饮酒；6、不抽烟不吸毒不嚼槟榔；7、不赌博不投机取巧；8、孝顺父母调和声色；9、遵守交通规则；10、不参与政治活动示威游行。很多人读到后五戒，都会心一笑。

慈济的“委员”大部分是中年妇女，在台湾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有那么大规模的中年妇女，由原来局限的“私领域”步入了“公领域”的活动，找到了家庭以外的舞台。关键是，证严法师凭什么吸引她们做慈济？记者在慈济史料馆中翻出证严法师的自述：这几十年来的生活文化，因西风东进，很多人被西方的风气扰乱了固有东方的精神文化。现在的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有很大的鸿沟，演变成亲情的脱离。接着是家庭破碎边缘，社会形态秩序混乱，有些轨迹脱轨了。妇女在精神上需要一种出路，再加上少子化和家务工作简单化的演进，妇女有了更多的空余时间和精力，于是台湾这一代的中年妇女们构成了社会上一股相当大的可资动员的社会力。证严法师诠释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并以此产生有效的社会行动，符合了社会变迁中价值混淆民众渴求道德的心理，她的言行提供了追随者心理上的满足，使她们愿意跟随她的脚步。不仅如此，她们还动员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做慈济，其中包括自己的丈夫——“慈诚队”因而崛起。

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慈济新进委员受访，在叙述其参与慈济的原因时，注意到证严法师个人的事绩者，比注意到佛教慈悲助人的理念者，来得还要多出很多，48位受访者中，47位选择前者。在上述专著中，作者丁仁杰进一步分析指出，证严法师的重社会实践的务实性格，以及因“悲情”与“无常感”所引发出来的慈悲的力量，深刻地触动台湾男性心灵的基础。证严法师的个人权威，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其个人能力——包括社会实践与对成员心理纾解的能力——的被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