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和中国政府早在1980年代初的胡耀邦时代就有接触，谈判时断时续，一直延续到1988年9 月，北京大概是已经摸清了达赖的底线，认为没有再延续的必要，于是下了一道哀的美敦书，终止对话。

中国除绝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的地位之外，又认为前此达赖在奥利斯特拉斯提出的愿让出国防和外交予北京，但只求中立自治的建议，仍有西藏独立的影子，因此绝不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

至此达赖在无可奈何之下，只有转而诉诸国际支持。等到1989年六四事件爆发，加上达赖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双方接触完全停顿。直到江泽民、李鹏和朱镕基构成的领导层逐渐稳定局势之后，形势一变，北京姿态似乎更高，政策已趋保守，谈判似无可能。

从1981年的首次接触，到1989年的完全停顿，数年之间接触频繁，然则内幕究竟如何？双方有何执着呢？

从已公开的资料显示，就中国一方而言，1981年胡耀邦亲交达赖兄弟嘉乐顿珠一纸五点建议，作为谈判基础，内容是双方勿再提1959年西藏的暴乱事件，把眼光朝前看；北京诚意欢迎海外藏胞回归；达赖可回任中央人大副委员长，但不可出任西藏地方政府职位，他可以在他喜欢的任何时候出巡西藏。

达赖回归时可向报界公开发表声明，北京当派部长级官员亲往迎接；及达赖须承认中国大陆已进入安定繁荣的新形势，对改革开放如仍有怀疑，可静观未来数年的变化。

平心而论，胡的建议尚称温和中庸，除要求达赖在中央人大复职而不得出任任何西藏地方官职，似有强人所难和就近监视之外，其他并不苛刻。可是达赖一方提出的要求，先后透露的包括以下各点：

（1 ）以北京公开宣布对台湾的“一国两制”条件对待西藏；（2 ）扩充现有的西藏自治区版图，实行“大西藏”计划；（3 ）停止汉人移民西藏；（4 ）分批撤出汉族干部；（5 ）承认西藏流亡政府的法律地位。


西藏政府无从治国

政治是现实的，中国公开拒绝以对台条件对待西藏。至于“大西藏”计划，应是唐代吐蕃王国极盛时版图的重现。北京拒绝的理由是西藏地方政府从无治理如此广大地域的经验；何况沧海桑田，青、甘、川、滇，达赖要纳入“大西藏”的所谓“说藏语的地带”，早已混居着羌、彝等十多个民族，人数以百万计，兼并似不可能。

在1989年初最后一次接触时，藏方提出的代表名单居然包括达赖的顾问，荷兰国际法学者普拉格，北京以内政不容外人介入愤然拒绝，也成了终止谈判的引爆点。

事后有人分析，中国主要是想经由接触影响达赖，但达赖既失约于前，未于1985年回归访问，而“大西藏”计划与普拉格的出现于代表名单均引起不快，再继续下去已无意义。


内部难民意见分歧

新的情况是，达赖已届古稀之年，此一具有政、教双重意义的运动必须回归故土，否则将无以为继。何况近年来外界对流亡组织的支援愈来愈少，而内部难民来自不同地区，意见分歧在所难免，近年来传闻已有个别返回藏地者。

21世纪来临后，达赖曾经多次试图恢复和中国的对谈，并且把希望寄托在胡锦涛身上。

达赖曾经回顾说，2001年9 月他再一次透过驻新德里的中国大使馆传达与北京协谈的讯息，结果依然遭到拒绝。不过，达赖乐观表示，未来他与胡锦涛对话是可能的。胡锦涛自1988年起曾经停留西藏三年。

达赖说，胡锦涛是目前北京领导班子里最熟悉西藏事务的人士之一。

2003年，胡锦涛已经崛起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胡锦涛80年代曾被派往贫困的贵州磨炼三年，随后中共中央又命胡锦涛赴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成为首位文职驻藏大臣。1989年，十世班禅突然过世，激发藏人多年的不满与怨恨，引发严重暴动。

胡锦涛立刻向中央报告，获得进一步指示后，实施戒严与镇压，最后藏人不得不屈服。

事后，为了敉平暴动的伤痕，胡锦涛加强稳定政局与经济建设的两手策略，让西藏稳定发展，慢慢复原。而胡锦涛本人因为业务操劳，得了高山症，1990年回到北京休养，医生诊断不宜再居住在高山上，胡锦涛就留在北京了。

不少流亡海外的藏人，同样对胡锦涛寄于厚望，如果胡锦涛能在任内解决西藏问题，将对中国的统一大业产生巨大影响，也势必赢得国际社会的大力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