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协会原副会长、北京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著名佛学家、红学家、敦煌学家、古代文学家、收藏家、文物鉴定专家，第七届、第八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文化部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周绍良居士，因病治疗无效，于2005年8月21日晚21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周绍良先生,1917年4月23日出生于天津，祖籍安徽省东至县人。系已故中国著名实业家周学熙之长孙，父亲周叔迦先生为著名佛学家和佛教教育家，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周绍良先生1923年入私塾，随开蒙师姚慎思先生读书。为他日后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功底。受家庭的影响，从小信仰佛教，诵念佛经。1935年，周绍良先生又分别随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和文史学家谢国桢先生学习古代文史，并开始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工作。1936年到1937年，在北京大学作旁听生，学修文史等课程。同年，拜辅仁大学校长、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陈垣先生为师，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史、佛学及书画艺术。1937年至1939年在家读书治学。1940年3月至8月，在云南下关滇缅公路局公务科担任科员。1940年至1953年期间，曾从事过多种职业的社会工作。1954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五编辑室（古籍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编辑。1969年9月，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学习。1975年5月，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退休。

1980年12月，周绍良先生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同年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佛教图文馆馆长。1981年12月，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1986年3月被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同年4月当选为北京市佛教协会副会长。1987年3月，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五届全国代表会议上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同年4月，任北京佛教音乐团团长，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1988年8月，当选为中国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会长。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1992年4月，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文化部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他还当选为北京市佛教协会第二、第三届副会长、第四届名誉会长。第七、第八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委员。

周绍良先生一生潜心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佛教典籍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作为一个收藏家，一个知识分子，他始终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一个佛教学者淡泊名利、为人宽厚、谦逊好学的优良品德。

1961年6月，他将自己收藏的六千余种珍贵的明清版本小说无偿捐献给了天津图书馆。1979年3月，将清代各式名墨一千锭，书画30件无私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受到了故宫博物院的表彰。

1991年周绍良先生将自己用重金购买收藏的50多部《明大统历》低价转让给北京图书馆。2002年5月，周绍良先生又将自己用半生精力收藏的2600多件唐碑拓片转让给国家图书馆和天津图书馆。充分表现了周绍良先生一介书生的爱国热情。

周绍良先生一生勤奋著学，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极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其《敦煌变文汇录》、《敦煌文学刍议》、《敦煌写本坛经原本》、《绍良丛稿》、《红楼梦研究论文集》、《清代名墨丛谈》、《蓄墨小言》（上下册）、《清墨丛谈》、《百喻经今译》；合著有《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红楼梦书录》、《古典文学研究汇编·红楼梦卷》、《敦煌变文论文录》、《敦煌文学作品选》、《近代文论选》、《唐传奇笺证》、《资治通鉴·唐纪勘误》、《曹素公制墨世家》、《馂余杂记》等论著近20多部，在学术界颇有影响。

另撰有数百篇学术论文，其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在佛学、古代文学、戏曲、红学、民俗、艺术、语言学、历史等方面均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尤其是在佛学、红学和敦煌学及古文献学方面，更是造诣颇深，独树一帜、影响甚大。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不仅继承了晚清乾嘉学派的传统和方法，而且也受到了周氏家族学术传统和现代学术思想的影响。

他的学术成就，亦受到国内外佛学界、红学界以及敦煌学界等的高度评价，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保护和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并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中国佛教协会工作期间，周绍良先生对新组建的佛教图文馆和佛教文化研究所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就如何作好中国佛教文化的研究、办好《佛教文化》刊物，和对佛教文化研究所的自身建设等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设性的意见，对促进中国佛教协会佛教文化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和秘书长期间，他积极协助赵朴初会长，认真执行和贯彻中国佛教协会的各项方针政策，协助赵朴初会长在落实党和政府的宗教自由政策，恢复文化大革命以来被破坏的宗教活动场所，开展佛教教育教制的建设、加强寺院自身管理和建设，以及佛教文化的对外友好交往等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工作，受到了佛教界四众弟子们的欢迎和赞许。

周绍良先生的一生是爱国爱教的一生，他继承了其父周叔迦先生的优良品德和弘法利生的遗愿。一贯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努力实践“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佛教思想，为中国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他的逝世，不仅是中国佛教界的一大损失，也是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的一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