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於民国28年的古钟，曾是当年出家人起身作课的闹钟

这座佛寺，据对该寺颇有认识者说，它的前身，极可能是与大伯公庙有关连。因为当年吉隆坡的大伯公山，就紧连在它的背后的高岗上，如今是默迪卡球场和东姑花园精武山一带。

那是在吉隆坡开辟之初，华人先贤都埋骨安葬於此，实在是个义山。义山，俗称为大伯公山。

初建时，位於现址的右侧斜坡，后因政府征用，申请改在现址，亦等於左迁右数十尺罢了，但却得另行营建。

据说，可以追溯的，最早的住持是广通法师，但这位法师的来历，也无史料可考。

那时，只有现址前段的那座不大的建筑物，就是大殿和左右侧院。

根据该寺大殿前右额的一块贺匾，槟城极乐寺住持圆瑛，老昆两位上人致贺的日期，上书“大清光绪庚子年冬月旦”的年份来看，那是一九○○年。但“冬月”在阴阳两历就可能有一个月多的差别，庚子年冬月，也可能是在一九○一年正月。但这可没多大关系。

直到一九三八年，也就是民国廿七年仲秋，在当时的住持，福建与化极峰光孝寺的达真大和尚南来驻锡该寺之后，经过他奔走於槟城及棉兰（印尼）之间化缘的结果。募款将现该寺的后座扩建大雄宝殿，左右客厅，道路凉亭，以及两层的后座，於是山巍矗立，气势宏丽。

这次扩建，共费了一万三千二百元。在那时实是一颇大数目。

在扩建碑志上，说明了是由福建会馆主持的。原来，这片地，也是福建会馆的物业。

那之后，该寺曾因素权问题发生纠纷，据说这两造的律师是当年的名律师杨世谋与杨旭龄，诉讼结果，福建会馆保住了业权。

当年为会馆起诉的是先贤洪启读，当时的洪氏，不但是福建会馆的主席，也是中华大会堂的主席。

所幸的，讼案解决，观音寺的事务恢复，进行顺利迄今。

战后，该寺右侧曾不幸遭回禄之灾，并未重建，目前为一片草地。

又据所知，该寺最早兴建之时，三位先贤叶蔚松，叶城及叶岱南出力最大。但这三位先贤的事迹，已无可考查。

该寺原有石级直通岗下，后因该处筑路，不但原有处中华大会堂所拥有该堂前面空地一大片为政府所征用，而该寺的直透岗脚的路也封闭，改由左右两侧斜登而上。

该寺方文物资料很少，其中有一由达真禅师的十七位弟子所联名呈献的贺联，颇可录下：

龙锡远从光孝寺

披衣先拜普陀山

由此可见得该寺在达真和尚的主持下，不但中兴，而且信徒众多，香火必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