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公坛是槟城广福宫信理部辖下的名胜古迹，原名：“凤山长庆殿”，创建于一八六九年之前。它位于槟城名胜景点升旗山半山腰昔称凤山之处，以华人信仰中之天境最高神明 玉皇大帝为主祀，是北马唯一专祀昊天玉皇大天尊之古庙。
天公坛之规模庞大，地理适中，拥地之面积约有八英亩，在群山环绕之间，又有流水相滂；它的地理位置坐戌向辰，背以青山为靠，前可俯视槟岛市区和远眺大海，围抱之山势，以青龙略高于白虎。天公坛右侧是升旗山缆车车道在半山停驻之车站，在山左之行车道又与亚依淡市区道路相连；其地理位置也突出了它不离世间又青山围绕之道场特色。 从神像与建筑布局，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一处依山势而建的道庙；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了最早住与兴旺这一道庙的是佛僧，两代住持禅僧释镜明与释广通都是造就天公坛今日规模的功臣之一，他们使道庙兼有佛 法道场之实。
本庙建筑古色古香，尤以后进正殿殿顶棚 与其前方拜亭顶棚的两个藻井设计最具特色。除了正殿上方的斗八藻井在东南亚华人寺庙宫观是少有的，位于槟城天公坛正殿前的拜亭的另一藻 井则采用由四角转为八角层，再转为九层的圆穹伞盖顶棚设计手法，这种设计更是罕有穹宇藻井样式。天公坛以这二个藻井设计，表 达和象征了重重天界尊威。广福宫信理员与天公坛在华人历史上的地位，以及藻井为特色的建筑技术，配合了天公坛依山而建的特殊格局，使天 公坛超这百年来香火不绝。这也令它在年年的玉皇大帝诞辰纪念日，都成为成千上万佛道徒朝圣之集中点。如今，它已成为槟城华人社会以及国家的重要历史、文化、宗教古迹名胜，并且继续作为槟城以至马来西亚华人宗教的其中一处信仰中心与历史象证。
(一)
该庙历史，可以溯到一八六九年之前。一九七三年，新加坡世界书局出版邝国祥著《槟城散记续集》内载《拜天公及天公坛》一篇曾记载：
“……但在其后殿拜亭下见一香案，上刻同治九年张存城敬奉，这香案桌，面铺有亚铅皮，桌之前 端，围桌围之处，刻有古式的金狮子，旋又在殿前阶前，复见一张同样形式的香案，则刻有同治八年，梅铃所奉者。”(注一)
已故邝先生所见的两座香案，目前可能因日久腐朽而失了踪迹 ，但，观察他在七十年代的游记报导，当知作为广福宫信理部的属庙之一的天公坛，成立之年份，是不会迟于一八六九年。
目前，天公坛正殿尚存的有文字可据的文物之中，以玉帝殿入口处高挂的“人千天一”匾牌历史最悠久。这块“人千天一”
匾是光绪三十一年乙已(一九零五年)由当年的广福宫信理部送出，挂在主殿正门入口的门楣。这也是证实广福宫理与天公坛关系的最早期文物。参照广福宫信理部历届董事名单，可发现到天公坛左旁配殿供奉的五位功德主董事人及一位赞助
人泥塑像，除了叶祖意是赞助人，其他五位谢自友、林成辉、邱登榜、朱和乐、杨碧达，也都先后担任过广福宫信理管理员；而右殿的功德主神主牌亦多是广福宫的人事有关(注二)。可知天公坛附属广福宫信理部，历史由来已久。
即使不把天公坛前殿入口门楣上挂的“人千天一”匾配合著其他庙中文物去对照考证 ，这一块匾左上款明明白白刻著“光绪三十一年乙已创建”，右下角则署名“广福宫信理部敬立”，已相当明显的说明广福宫信理部是在二十世纪初建起了现今的天公坛，为北马华人的天公信仰提供万年基业。再配合天公坛整体建筑的柱子刻字多是志明在一九零五年到一九零八年间，更可证实此说 ：这块匾的最右下角又加刻了“公历一九五四年重修”的字样，可见过去一九五十年代广福宫的先贤也意识到此匾之重要，曾为了它的防蛀和保存而尽力。然而，基於一些蛛丝马迹，我们也不能否认广福宫接管这一片庙地之前，这里可能已先有一处简陋的崇祀场所或修行道场，它是待到广福宫信理部接管和大兴土木之后，方才发扬光大至巍峨庙堂。
本庙原名“凤山长庆殿 ”之殿名，有石碑可证 ，迄今保存在槟城天公坛。迄一九零九年，由当时主持释镜明铸立的两口存在殿中的大铜钟，犹称本殿为“凤山天公坛长庆殿”，“凤山天君坛长庆殿 ”可见在战前，广福宫信理部所属的天公坛，有很长的时间沿用此名称。
（二）
天公坛今日的规模与形式，相信是历次重修的结果。从建筑的布局去看天公坛的前后两殿 ，会发现到这两个部份并不是以一前一后的方式座落在一条笔直中轴线上。这除了说明它是依山势而建，或者也反映两殿建立的时间也有先后之分。
从“天公坛”的原名不称 “寺”而用了“殿 ”的专称，以及其主祀的神明为玉皇大帝，再对照最它最初的建筑布局和神明配置 ，我们可以发现 ，它原本是一间道庙。而且，它更初前的形态，可能只是一间小殿堂建筑，而非如今以三门两殿为主体的一组建筑形式。
“天公”原本是民间对玉皇大帝的俗称。玉帝是道教经典里的神明，全称是“昊天金门至尊玉皇大帝”，也就是华人俗称 “皇天后土”之中的“皇天”。在道经中，玉帝总管三界、十方、四生、六道。因此，玉皇大帝虽然在道教神系中是地位不及“三清”的一尊神，但在民间宗教信仰中却是获得人们当最高神祗看待。南方民间称玉帝为“天公”则其实是种亲切之尊称。
天公坛前殿入口有两对对联。光绪乙已年（一九零五年）时郑大昌敬谢所立的双柱对联 ，联语是：“千秋贞节留青史，万丈光芒迫紫霄”，另一注明丁未（一九零七年）由“林文赖敬谢并书”所立的石柱对联 ，联语是：“大义秉春秋，功高赤帝；忠心昭日月，惠普苍生”。从这两对联语来看，前殿的主祀神明，原本应是关圣帝君。关圣，在道教信仰中，被视为守护著玉帝宫前南天门的战将 ，具有司命禄、佑科举、治病除灾、驱邪辟恶、诛罚叛逆、庇护商贾、招财进宝等功能；原是汉末三国名将的关云长，是由人而神，民间信仰以为他具有无边法力的神明。
天公坛前殿正中的神龛位置，左右两旁各有一根石柱；这一对上款刻著志明是“大清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一零七年），下款说明由霹雳州矿家黄务美置后敬谢的石柱，对联形容神明“君臣义在无中外；仁勇天生互古今”。对联所形容的正是关帝在信徒心目中的形象。这一组对联和上述殿前檐下的两组对联的内容已足於说明，这里无疑原是一处海外的关帝圣殿。由此可见，天公殿前殿如今以关帝及韦驮为左右护法、中央供奉佛像，是后来改变圣像布置的结果，并非初建庙时代 —— 释明镜住持时期的原貌。
天公坛后进位置在山势较高处的正殿，更进一步表现出道观的色彩。观其正门入口，天公坛的道教色彩，亦由广福宫信理部在一九零五年送的“人千天一”匾说明了。这块匾，表达出“人有千种 ，归属一天”的道教信仰理念。
基于天公坛主殿以及附设于主殿建筑主体相衔接的拜亭，是各部件结构上互相连锁相接的一体建筑，我们根据天公坛主殿入口一对石檐柱上刻的对联，可以确定，广福宫建造天公坛亭建筑的年代，极可能是一九零年。
志明是“三十四年元春吉旦立”的石檐柱，是由“信女洪月珠、陈菜榴同敬谢”，全联为：”职业雷霆一气英灵隆 北阙；恩流岛屿千秋是法力被南天。”这对石柱刻联的年代，比前殿的石柱刻联年代较迟。
由于天公坛的後进才是它的正殿，当我们考察在这殿上从祀的诸神也就更进一步能说明它的道教色彩之浓厚。这些神灵之间，除了表明道观的特征女神 —— 也即是道观必供的斗母 —— 是供奉于玉帝的神位之前，另外还在玉帝左右供奉了北斗星君、南斗星君，在斗母左右太阴、太阳两星君。此外，正殿左右边附祀的神灵也还包括了金光圣母、守天战将哪吒、命运之神紫微星君、丙灵公、土府星、云师、雷公、雨师、助风神、段洪太岁、瘟神、华光、火神等。这附站两旁的神明分别是代表岁月、人间命运、自然现象、疾病、战争的掌权，与玉帝、斗母及各星君共在一圆的藻井之下，共聚一殿，也恰好放映了福建民间道教的宇宙观。
天公坛前殿原有的神像，不是主神，而是护法关公；在前殿后端，背对著殿门，护持著后殿入口的也是道教的护法神王灵官；如此安排都是为较高山势的后进 —— 正殿的神明，起了布局上的烘托作用。天公坛后进的正殿供奉的玉帝座位居中，而塑像体积较庙内其他塑像为大，是一种突出主祀形象的配置。
对比这一时代的文物：“人千天一”的创建匾是于一九零五年，前殿建筑石柱都是在一九零五年到零七年之间所立，前殿还可见一张刻著光绪丁未（一九零七）由谢泗川赠的香案；而後殿石檐柱则是在一九零八年立，之後尚又可见到由说明“信女谢素皈答谢，住持释镜明募造”的“凤山天公坛长庆殿”铜钟，以及志明“住持释镜明建立”的“凤山天君坛长庆殿 ”铜钟，都是在“宣统元年岁次己酉”（一九零九年）立。再看其左右配殿的功德主，亦是这时期的人物（注三）。可知这个时期正是天公坛的建设时期，前殿和後殿在先後都建立起来了。
藻井在中国建筑物内部顶棚设计之中，最尊贵、最高级的设计；它的实用功能包括隔断过高的空间、保持温度与通风、防止建筑物顶的灰尘掉落，以及形成富丽而复杂的图案组合；藻井的装璜效果其实亦是以配合力学原理而用上大量小木作配件，尤其是以无数斗横叠起支承为结构，形成细腻的图案组合。天公坛正殿顶棚及正殿前拜亭的顶棚，分别用了“外方内八角”及“外方中八角内收圆”二种藻井，不只反映了当时的主事与捐款者对庙貌堂皇及巧匠巧艺的重视，它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只有在社会处于各语系和帮群关系稳定、经济繁华、社会信众人口众多。同时发起机构和其领袖也有社会地位，号召力及经济实力的时代，才有可能集广东与福建两帮之力，调集中国巧匠前来完成此庞大工程。换著槟城十七八六年开辟为市镇以至拉律战争（1860-1874）的分裂与祸乱年代，即使华社信仰与社会中心的广福宫，亦无从落实此堂皇气势。
无论如何，铜钟上说明“住持释镜明建立”的句子，也反映了天公坛历史若以一九零五年算起的矛盾。释镜明显然是位僧人，他不可能建一间依道观神明系统布设的道庙。以当时广福宫作为华社影响力的中心机构，对住持僧人水平有严格的要求以及镜明铸钟时能用上“皇帝佛法”四字，串成“皇图永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四句铸在钟上，也显示他的学问不浅。如此一个华社机构和一位僧人，面对全槟城华人社会，怎可能用错“建立”的字样？唯一较可能合理的解释是：在广福宫接管这片土地上原本是有座道庙；释镜明是在尊重前人原来的信仰的基础上，受到兼容佛道信仰的广福宫信理部支持。他在广福宫接掌这片土地的主权后，为信仰天公的善信完成了新建巍峨大庙的重任，也为其传播佛教之目标找到一处落脚的香火庙了。
该坛前殿以传说中的南天门主将关帝守卫山门，而后边则以护法灵官背对殿后门守护较高山势的主殿，主殿又以斗母为附祀之主尊的安排，已可反映道教庙宇神明布局方式的影响。这正是说明了天公坛原来具有道庙本质的最具体证据。 其实，释镜明在一九零九年的青铜铸钟与谢素皈所送的另一铜钟对本坛之称呼出现了“天君坛”与“天公坛”之别，也是堪值玩味的。在道教信仰中，“天君”之意是专指雷部天尊所辖诸神而言，而且前天公坛主殿的附祀神明尚有雨师、风神、云师、雷公等相关自然神，加上正殿的石檐柱之上有“职掌雷霆一气”之句，也许在道庙真正成为以玉帝为主祀的“天公坛”之前，其原始面目确是镜明和尚所称的“天君坛”。这也不是没有可能。
（三）
如果我们回到释镜明的时代去看，我们不难想像在释镜明那个时代，还是会遇到如妙莲长老在极乐寺开山前后必须驻居广福宫的情形。基于大乘佛教的僧侣初到槟城，欲觅道场不易，因此他不一定能驻入纯 的佛寺（注四）。
加上不少僧人是抱著佛道兼通、理法圆融的态度，视诸天之尊为护法善神 ，而一般民间信仰也是佛道兼容；僧人住持天公坛，兼为道观带入了佛教传播，也就配合了佛教清末初传南洋的特殊时势，成为当时社会条件的产物。
有关镜明长老的资料其实相当缺乏，尚待发掘。翻查极乐寺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鹤山极乐寺志》，我们可以知道，他并不在追随妙莲和尚住持广福宫以及参与极乐寺开山的僧人名单内，而《鹤山极乐寺志》全书亦未有一字提及天公坛，在该志卷八《辞住广福宫原因》一文则指出在槟城以极乐寺为本山别院的福州鼓山一脉僧人住持广福宫二十余年，至一九二零年为止（注五），可见释镜明住持天公坛期间是与极乐寺寺僧住持广福宫的时间互相重叠的。也因此可见，广福宫信理部在当时除了邀请鼓山僧人承包广福宫外，也支持了与鼓山僧来自不同背景的释镜明，使他能开拓天公坛为的传教之地。
基于极乐寺在天公坛兴建之后，依旧工程未尽，方兴未艾，从天公坛的建筑风格现了波状卷棚，龙尾脊尾、高弯翘檐角等福州庙宇的特征，与极乐寺原有的建筑风格有极大相似处 ，却显示了当时两处僧人在同地区善信的支持下，可能曾经采用了相同的一批木匠，以减低成本。
在肯定了天公坛具有道教宫观的色彩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在释镜明的时代，这位住持在主动上积极推动天公坛在同时间成为当时佛教出家众聚居与传教的道场。释镜明住持的时代，天公坛的建设并未因前殿和正殿的完成而停顿下来。后来，天公坛的左旁又建了一间“香积堂”。“香积堂”檐下的一对石柱刻明是“中华民国四年”立的，这对石柱对联的内容是：“五叶花开传法宝，十分饭粒皆珍珠 ”，香积堂柜额的门旁的对联，则形容说：
“菩提树高无边，十方布荫；优昙花芬莫比，刹土敷春。”香积堂的出现以及其门外的两对对联，证明了至迟在中华民国四年（也就是一九一五年），天公坛已成了相当数目的出家众的生活起居之所，也是佛教禅宗传播南洋的一处道场。此外，在天公坛主殿右翼专供奉神主牌位的配殿 ，内中供奉了多位僧众的牌位及长生禄位，却不见供奉比丘尼之牌位或长生禄，可知早期的天公坛，是僧众清修之地。
天公坛在第二次世战之前经历了历次重修是可证的。最早的一次正式有碑铭可考的重修，是庙中说明“天运辛末年八月吉日，本坛主持广通立”的石碑。这块石碑 也是研究广福宫历史以及大马佛、道教史的一块重要石刻文碑。 从碑文内容去推测，这一次重修极可能是决定今日天公坛建筑面貌的一次重修。
根据这块碑记，我们知道，广通原来是南海普陀山鹤鸣禅林的主持，于一九二零年航南来，受聘出任天公坛及广福宫主持。另外，从天公坛右配殿所立的广通老和尚长生禄位，也可知他是临济宗的四十四传。这主持说明，他在接理天公坛以来“所见各处，年期月久、风雨淋漓、坍榻破坏、梁柱湮没，若不歇力修茸，久则更劳心力”，所以，他在乙丑年（一九二五年）即偏恳十方善信捐款，“揭底重修”，直到一九二六年“焕然一新、功德圆满”。
广通是在一九一九年南来，《鹤山极乐寺志》卷十《普陀像来仪记》载说：“民国八年已未各、南海善陀大士像来仪本山，由僧广通奉之南行；缘其初至本屿将倚像为重也。本寺住持僧本忠迎像而优礼之，越年庚申二月复为之严修道场清醮七日。”（注六）
根据《极乐寺志》卷八《辞住广福宫原因》，极乐寺的住持僧人本忠、善庆是在一九二零年七月函辞广福宫住持之职（注七）。相信广通是在这段时接过广福宫的香火承包权，兼住持天公坛。
从广福宫及天公坛的历史，我们发现到，广福是个很有魄力的住持。据王琛发著《广福宫历史与传奇》，在广福住持广福宫及天公坛期间，他曾力图改变广福宫香火庙的形象，主办多次法师讲经活动，其中包括在一九二三年邀请来自浙江宁波的圆瑛法师主讲《过去现在因果经》，和极乐寺住持本忠并肩发起了英属槟城普益讲经会的成立。此外，在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五年，他在修建天公坛的同时，也二次发起了广福宫重修，他自己领捐八元，并发动了盛恺、盛恩、通祯三位僧人捐款（注八）。
我们从一般槟州历史读物去对比，都会知道，广通和尚住持广福宫与天公坛的那个年代，恰如也是英国殖民政府大兴土木去建造升旗山缆车道的时期。今日看来，他当时的重修，取得了客观的时机之助。我们不能认定当时广福宫同人是否曾运用过他们作为槟城华人社会领袖的地位，以及利用广福宫作为信仰中心的地位，影响了升旗山缆车道的路线？但全世界仅瑞士、香港、槟城三处拥有，又是最长的缆车道的出现在庙旁，又确给这深山的庙地带来增加香火的机会。
在一九二三年，升旗山缆车建竣之后，车道正好通过了在天公坛右旁的山路，天公坛是缆车必经之路 ，也就成为每一个上升旗山游客在途中的必经之地。相信广福和尚，当时亦不想天公坛失其威仪，也不愿让老庙以颓圮姿态去面对来往游客，所以一九二五年方才有重修天公坛之念头 。今日天公坛右首拥有与缆车站相通的门路 ，即可说明在那次重修天公坛时，修建者可能曾考虑到藉助缆车交通之方便，而兴起宗教事业之心态。
在中国，山林的寺院祠观的建筑组合，多有三个门。中国佛教受中国建筑原则影响，更进一步又认为三门象征“三解脱门”，即空门、无相门、无作门。这三座门常盖成殿堂式，至少中间一座盖成殿堂，叫山门殿。单看天公坛主要的建筑布局，确是完成了这一布局。至于这是不是广福 时代“揭底重修”的成果，就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天公坛进一步完成今日的规模，则是在一九三二年。当年，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和胡文豹兄弟捐献的一系列建设， 更进一步完成了我们今日可见的天公坛建设布局景观 。根据住持广通志明是”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岁次壬申“所立的“胡文虎文豹乐捐纪念碑”，当时的捐献，包括了：“（一）循筑天公坛路口桥一座，（二）建筑岭尾四方凉亭一座，（三）循整本坛门口岭路一条，（四）新筑普同塔岭小路一方，（五）循整玉皇大帝正殿全座，（六）新建桥碑楼一座，（七）重建半岭凉亭一座，（八）循筑岭下大路一条，（九）循筑普同塔埕一座， （十）重循化身窑埕全座。”
无论如何，我们也可以发现，在广福和尚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住持广福宫与天公坛期间，天公坛面貌有了显著的变化，完成了今日可见的基本规模。他在立志重修和扩展天公坛的过程中，使天公坛的过程中，使天公坛也逐渐从原本的道教色彩加入了佛教的色彩。其中最明显的是前殿所安祀的神佛位置有了变化。除了前殿及后殿之间的天井现有一尊“普陀严”观音（注九）立观音像以慈眼观信众，原本的关帝殿，并由药师佛、释迦佛、阿弥陀佛合称的“三宝佛”坐正殿中，而关帝也从主祀改为配祀，成为侍立佛侧的护法神。前殿神明的位置配局更采用了明显的佛教布局方法，以弥勒向著山门笑面迎人左以关帝护法、右以韦驮尊者护殿前山门而立，护持在诸佛之旁。当我们检视天公坛前殿的这些佛教圣像之神龛，发现它们都是民国年间由信徒所赠，正可佐证这一时期的变化。
（五）
必须强调的是，虽然天公坛是以僧人住持道教色彩浓厚的道庙，可是，除了前殿的主配祀的神圣像有过极大的布局修改（这可能是在释广通的时代），适应了僧人和佛教徒的信仰，历年住持僧人还是相当尊重天公坛本来来的道教传统与面貌。他们不仅让前殿原有的对联保存下来，不曾改变正殿的神明系统与各主配祀神明的格局。因此，天公坛的前殿与后殿虽然有了各注重佛道的分别，但是，这种作法长久以来之为一般善信接受却也说明了民间的信仰态度：首先迎客的前殿按照佛教规格配置华人北传佛教圣像，奉祀主神的後殿又按照道教规格配置圣像，
这可说是一种相容协调的作法。如此前后殿布局合谐配搭却反而更突出天公坛的特征与代表性，它很巧妙的诠释了华人民间接受佛道并存、互为发展的宗教态度。
释镜明和广通和尚在广福宫董事部支持下，各自在出任住持期间，对天公坛的发展以及传播宗教作出贡献，是值得后人肯定的。
天公坛主殿右翼配祀神主的配殿，供奉了广福和尚的长生禄位，牌位上尊称他为“重兴天公坛传临济正宗第四十四代上广下通老和尚”，可见其地位当时受到了广福宫信理部的崇敬。
注释：
注一：邝国祥：《槟城散记续集》（星加坡：世界书局1973）页76。
注二：参《槟榔屿广福宫庆祝建庙188周年暨观音菩萨出游纪念特刊》（槟城：广福宫，1988）页86-100。
注三：同注二，考察五位功德主董事生卒年的结论。
注四：参释宝慈辑《鹤山极乐寺志》（槟城：极乐寺）卷七，页84。
注五：同上书卷八，页109。
注六：同上书，卷十，页133。
注七：同注五。
注八：王琛发著《广福宫L历史与传奇》（槟城州政府华人宗亲社会事务理事会日，广福宫信理部，1999）页23，24。
注九：此观音像似后人装修不当，因厚漆加身而失韵味，注六所提及广福亲奉至槟城之圣像则不见于天公坛，其去向待考。
摘自《无尽灯》第25/2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