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文附上的几张图片，都是来自马来西亚吉兰丹道北地区的“玛晶马朗佛寺”，这些相片是摄自该南传佛寺所在范围内的一座“经房”。它们其实都是属于“经房”外壁的壁画，这里公布的是其中一些局部。
在今日，玛晶马朗佛寺的周围虽然都是泰族村落，但是，它的国内外各民族访客也众多，这主要是由于它近年完成了号称东南亚最大的坐佛像；这座坐佛像出现在以清真教为主流也以清真教义为政策主导的吉兰丹州，亦使它本身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成为吉兰丹的多元宗教与多元文化色彩不易消褪的根据。
笔者在1994年无意间发现“经房”外墙上有壁画，拍下这批照片时，当时曾询及住持昙佚僧师有关玛晶玛朗庙的历史。据他告知，根据历任住持的年代推算，有关“经房”的历史，可能已经历时超过四百年。
这座经房的一些壁画，相比起庞大的坐佛像，可能不会比坐佛像那么引人注目。但是，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我们却必须正视，这些由无名画师所留下来的绘画，是珍贵的文化遗产(Heritage)。今后若能有人对这些壁画作仔细而全面的研究，必能丰富我国的历史研究，尤其，它亦是见证马中关系史，马来西亚佛教史，甚至亦是马来西亚与泰国国泰族历史文化研究的材料。
(二)
根据中国方面的历史文献，马来西亚东海岸的吉兰丹，在过去以来，曾经是东南亚其中一个受到佛教传播之影响的地区，并且，也与中国有很密切的交流。至迟在明代，它已是华人聚居之地，都是有文字可据的事实。
中国史籍里的吉兰丹，古代称为丹丹国，是史家所公认的。在《梁书》卷五十四条，有关丹丹国的记载，说明了这一个国家深受佛教影响：
“丹丹国，中大通二年(公元五三○年)，其王遣使奉表曰：伏承圣主，至德仁治，信重三宝，佛法兴显，众僧般集，法事日盛，威严整肃，朝望国执，慈愍苍生，八方六合，莫不归服，化邻诸天，非可言喻，不任庆善，若椠奉见尊足，谨泰送牙像及塔各二躯，并献火齐珠吉贝杂香药等。大同元年(公元五三五年 )，复遣使献金银瑙璃杂宝香药等物。”
到了唐代，丹丹国被译为单单，《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单单国传》说：
“单单在振州东南，多罗磨之西，亦有州县。木多白檀，王姓刹利名尸陵伽，目视事有八大臣，号八坐。王以香涂身，冠杂宝璎，近行乘车，远乘象，战必蠡击鼓，盗无轻重皆死。乾封总章(唐高宗时)，时献方物。罗越者，北距海五千里，西南哥谷罗，商贾往来所凑集，俗与堕罗钵底同，岁乘舶至广州，州必以闻。”
从这段文字可知，当时，吉兰丹与中国广州贸易不绝，从同一段文字亦可知，这个时候的吉兰丹，仍然是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
到了明代，公元一五一一年(正德十六年)，葡萄牙政占了马六甲，中国人在东南亚的贸易中心，从马六甲迁往连接着吉兰丹北大年，促成北大年的发展。明朝万历年张燮写的《东西洋考》，对北大年(Petani)有一段说明主权所属的描写 ，起首之句说，这个国家“即古渤泥国，本婆属国，今隶暹罗”。在《东西洋考》里，他对当时华人在大泥的情形也有如下的描写：
“华人流寓甚众，趾相踵也。舶至，献果币如他国。初亦设食待我，从来此礼渐废矣。货卖彼国，不敢徵税，惟红毛( 洋人)售货，则胡丝百斤，税红毛五斤，华人银钱三枚，他税称是。若华人买彼国货下船，则税如故。”
可见华人很受优待，货物进口，都无需纳税。
又载说：“吉兰丹，即渤泥之马头也，风俗俱同泥”，并指出，其中有中国海盗曾在此聚肃出没，扰及商船。
从地图上看，吉兰丹与北大年两地的都城也仅相距八十里，由北大年乘帆船，只一天就可以到达吉兰丹，而两地的陆路亦没有高山之隔，以河流来船亦方 便。可见明代吉兰丹作为北大年的“码头”，是有根据的。
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是暹罗的属国，暹罗是佛国，当地当然也不会亦不能排佛，而华人“流寓于当地甚众”，便很可能早可能早在那个时期，就出现了原本信佛的华人接触暹罗系统南传佛教的现象。
(三)
玛晶马朗佛寺出现的壁画可以被视作是历史上的证物，证明中国人与吉兰丹北部人民，尤其是泰族，很早即有互相交流的证据，是反映当地社会历史一瞥的写照。
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观察壁画的内容，我们会发现到，有关的壁画作者根据本身所见去描绘的景物，应属清代。这些壁画内容， 证明明代华人在吉兰丹上岸交易与生活的历史，在清代也延续著。
根据他们的服饰，我们可以轻易把壁画上的人物分为当地的泰族以及绑著长辫的华人，尤其是画墙上
一幅市集与航行者的壁画，画师作画时，把画面分海上与陆上两个部份，画得相当写实。画上部的景像，有著泰式的亭台楼阁，有著一些穿著泰族传统服饰的人物，也有一些神话人物在天上飞翔；而海上的两艘船，一艘是大眼鸡船，另一艘是有个轮子在外侧的轮船，船下有鱼，船上边都是绑辫子、穿著黑布或蓝布衫的华人，有者还爬到桅子拿著了远镜探视前方。
画面上，在岸上或船上的清朝人都戴了阔边帽；也许这正是当时华人船员的真实写照，在炎热多雨的地方，如此才能防热防晒！
另外，有些华人拿著长烟杆，赤著脚，莫非是当地生活的？
我们从吉兰丹地图去看道北，可以发现，它位置近海，又有河通今日的泰境，通入北大年 ，因此，在过去这里曾是商船登陆的地点并不出奇！
这样一种的绘画，源自画师在生活中的观察，写实为主，它正说明了，在画作的时代，当地的泰族，是习惯了与华人航海的商买海员交流的。
(四)
虽然迄今未能考究出有关壁画的绘就时间，但有一点可以指出的是，至少在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的《海录》，于1820年著成之前，吉兰丹已经不再属于北大年所领，而是另一个国家。但那时，它依然是受到以暹罗国佛教的影响。乾隆时代，吉兰丹人民的风俗习惯，甚至华人的生活状况，清朝谢清高在他的《海录》中记载得很详细：
“吉兰丹国在太呢（北大年）东南，由太呢沿海顺风约日余可到，疆域风俗土产略同太呢，亦无来由种类，为暹罗属国。”
“中华人至此，必入浴溪中，以小木桶舀水自淋之，多至数十桶，挨顶上热气腾出然後止，日二三次，不浴则疾发 ，居久则可减，然亦必日澡洗，即土番亦然。或婴病，察其伤于风热者，多淋水即愈，无庸药石，凡南洋诸国皆然。其地名双戈及呀喇顶等处皆产金。由吉兰丹埔头入内河，南行二日余，西有小川通太呢阿罗帅，又南行日余 ，双戈水会之，又南行十余日，则至呀兰顶 ，与邦项後后山麻姑产金处相连。河中巨石丛杂，水势峻厉，用小舟逆挽而上，行者甚艰。中国至此者岁数百，闽人多居埔头 ，粤人多居山顶 。山顶则淘取金砂，埔头则贩卖货物，及种植胡椒。凡洋船到各国，王家度其船之大小，载之轻重，而榷其税。”
当时吉兰丹国内的审判制度，有些迷信，而僧人也涉及其中：
令两造出外，见道路童子，各执一人至水旁，延番僧诵咒，以一竹竿，令两童各执一端同没水中，番僧在岸咒之，所执童先净者为曲，无敢复争，童子父母皆惯，亦不以为异也。又其甚者，则有探油锅法。探油锅者，盛油满锅，火而热之，番僧在旁诵兄，取一铁块，长数寸，宽寸余 ，厚二三分许，置锅中令两造探而出之，其理直者探手入滚油中，取出铁块，毫无损伤，否则手始入油锅，即鼎沸伤人，终不能取，非自反无愧者，始虽强词，鲜不临锅而服罪。“
谢清高的结论是：
“国有此法，故无大崛强，而居民俱奉佛甚虔也。”
（五）
壁画所在的地点，并不见得就是谢清高所到过的地带，绘画时间也未确定。但是，有这样一种内容的壁画出现在道北，就证明了，在清代，确曾有商船出现在吉兰丹与北大年的暹罗村地带沿岸，与当地的佛教徒互通有无，而且，当地也曾出现如画中般热闹的市集。而当地的画师，就把人们熟悉而且接受的这种生活阅历， 化作美术，视为集体的美好记忆以图绘记忆下来，绘画在地区上最重要的建筑物，作为社区信仰与团结象徵的佛寺建筑上边。
摘自《无尽灯》第28期
